寻找抗日女烈士王健
□毛成身
□毛成身
更新时间：2025/8/29 9:20:37 来源：焦作晚报
经典山阳
1986年10月出版的《修武县志》人物传记篇，记载有16岁革命烈士王健的感人事迹。说起这篇传记的来历，有许多故事。
大海捞针 一筹莫展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修武县志办公室工作。初秋的一天，一位姓常的白发老同志，手持盖着“新华社社史编纂办公室”印章的介绍信来到办公室，想调查修武籍女烈士王健在家乡的事迹。
我连忙取出修武县革命烈士登记簿，反复翻阅着，查到最后，还是没有王健的名字。
老常说：“1942年5月，日本鬼子对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就是那时牺牲的，同时牺牲的同志都会按籍贯通知当地政府。那时候根据地的条件很艰苦，纸张、墨水粗劣，保存条件又差，我来时专门调阅她的履历表，早已模糊一片，只勉强辨认出她的姓名、年龄及修武几个字。王健同志12岁参加革命，16岁牺牲，咱们总得给她家人一个交代呀！”
我被王健的事迹深深感动，查清烈士身份，也是史志工作者应尽的职责。王姓是修武县大姓，少说也有四五千户，遂下决心逢“王”必查！
把老常同志安置在招待所后，我回机关给各乡县志资料征集员一一打电话，请他们把各村姓王的普查一遍，但愿能找到有用的线索。
老常同志一天两次到县志办公室打听消息，三四天过去了，还是没有线索，我俩都一筹莫展。
闲话姓氏 巧遇机缘
一天下午，老常同志又来县志办公室打探消息，我聊起修武的稀缺姓氏：“修武有一单门独户的人家，出了一位清末留学日本、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同盟会员南玉笙。”
老常一听，像触了电似地站起来，说：“这可有点碰巧了。我记得王健同志刚到根据地时曾说过她母亲姓南，我们一群红小鬼都笑着说中国哪有这个姓，难不成不是爹妈亲生的，是从南方抱来的小丫头，还给她取个绰号‘南方小公主’。这王家是不是跟南家沾点亲戚？”
我也恍然大悟，说：“很有可能。南家就住在小梁庄，离这只1公里，咱去问问。”说着，我们二人就向小梁庄快步走去。
到了南家，接待我们的是南玉笙的孙子南福堂。我问：“你们南家有没有姓王的亲戚？”他也挺干脆：“有呀，我姑父就叫王廷梧。”“哪村的？”“山里头，孙窑村。”老常迫不及待地问：“王家还有人吗？”福堂说：“有，我大表姐福英还在修武。”“能请她见见面吗？”“咋不能！”老常兴奋地说：“这才是踏破铁鞋无处寻，闲话姓氏得机缘！”
“假小子” 矢志报国
第二天一早，我和老常来到南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向我们讲述她的家庭情况：
孙窑村是个穷山沟，我爷爷是个老秀才。我爸爸学名王廷梧，我爷爷一直供他上学。大学毕业后，我爷爷原想让我爸爸教书，不知怎么阴错阳差，我爸爸被委任当上新安县县长。我妈妈学名瑞卿，是姥爷的掌上明珠。姥爷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当时县里还没有女子小学堂，姥爷就在家中教母亲识字念书。姥爷把女儿嫁到王家，是相中了爸爸的才气。
我妈妈知书识礼，给我取名梅英。1926年农历正月十九日，我的小妹出生了。妈妈本不喜欢用花花草草给女孩子取名，看到院子里绽放的红梅，便取名“梅蓉”。不幸的是，前一年爸爸在任上中流弹身故，妹妹是个遗腹子。
我们村小人少，小学只有三年级，梅蓉该上四年级了，姥爷就把她接到县城，进女子小学堂继续上学。老师见她成绩优秀，就让她跳过四年级，直接读五年级。梅蓉当时只有十来岁，可个头、身板却比同岁的小女孩壮实得多。她爱好体育、文娱活动，多次参加比赛得奖，性格开朗豪爽，好打抱不平，同学们都称她“假小子”。
卢沟桥事变后，梅蓉参加学校的抗日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募捐，禁卖日货。她还带领同学砸了一家偷卖日货的杂货铺。日本鬼子侵占修武县城，女子小学被解散，梅蓉又回到孙窑村。共产党领导的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来到修武山区，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我和妹妹都参加了抗日宣传队，梅蓉是宣传队里年纪最小却最活跃的积极分子，经常和同伴一起爬山越岭，通过唱抗日歌曲、表演、贴标语、发传单等形式，号召中国人不当亡国奴。在宣传队的宣传下，有些年轻人报名参军，有的出钱捐物，支援抗日。
一天，妈妈听说宣传队要随游击司令部转移，就带着一些防寒衣物和吃食到黑岩村瞧我们姐妹俩。小妹跑进屋，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说：“妈妈，我改名啦，王健，健康的健。我不愿当亡国奴，不打败日本鬼子决不回来见你！”妈妈笑着说：“还是俺闺女有志气，看来王家要出个王木兰哩！”从此，母女分离，天各一方。我被首长安排留下照顾妈妈。我们等呀盼呀，直到日本投降，还是打听不到小妹的消息。妈妈临终时还交代我：“哪一天你小妹回来了，叫她到我坟头上烧柱香。”说着，这位老太太就掩面哭泣起来。
听到这里，我们也感动得唏嘘落泪。
抗击日寇 壮烈牺牲
老常同志向大家讲述了王健同志参加革命工作后的英勇事迹。
1938年夏天，12岁的王健跟随部队转移到山西省武乡县，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次年春天，她到长治鲁艺训练班学习，冬天又在武乡县的“抗大”学习三个月，结业后被分配到卫生队工作。她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抢救照料伤员。1940年冬天，她被调到华北新华日报社电务科工作。当时，原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粮秣科科长韩秩吾也在报社，担任材料科科长。报社要经常行军转移，环境艰苦，生活困难。王健虽然只有14岁，却性格坚强，除了和大家一样背着行李行军、坚持工作外，还主动帮助同事、照料病号。1941年春夏间，她的腿上生了疮，肿得厉害，行动困难，硬是婉言谢绝同事照料，坚持和大家一起爬山越岭，跋涉行军。
王健忠于职守，热爱本职工作。她到报社电务科工作后，开始学习译电，经常把电码本带在身上，随时随地都在背电码，很快就熟悉了译电业务。后来，她又学习抄收电报，总是及时、出色地完成党交给她的任务。华北战场的许多新闻稿，都是她一手译发延安新华日报总社的。
1942年5月下旬，日寇对我太行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华北新华日报社机关人员也都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为了缩小目标，减少牺牲，报社人员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王健和报社一部分同志，来到一个叫庄子岭的小山村。
庄子岭隐蔽有许多八路军伤员和干部，几天后，报社总会计黄君珏担心，在村子附近万一被发现，就会连累大家。她和报社女医生韩岩、机要员王健一商量，决定另换地方。趁着夜晚，她们三个人跑到庄子对面的阳坡，攀上峭壁，隐藏在一个小岩洞里。
6月2日，日寇来到庄子岭，四处搜索。下午，王健出洞观察敌情，不慎被搜山的敌人发现。日寇包围山洞，黄君珏挺身而出，用手枪接连打死打伤三个敌人。子弹打光后，她纵身一跃跳下悬崖。残暴的日寇朝她射击，黄君珏壮烈牺牲。王健和韩岩不愿投降，敌人就在洞口架起柴火，用烟火熏，并向洞里不停射击。两人被迫出洞，遭日寇枪击，光荣献身。
当天下午，我赶写出王健同志的传记，连夜打印出来，交给老常同志带回北京。
1985年，老常同志来信说：“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在左权县麻田镇清漳河畔落成，碑身上刻有杨尚昆、陆定一同志的题词。修武籍烈士王健、韩秩吾的英名被镌刻在碑身上。麻田镇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新闻烈士厅里，陈列有介绍王健和韩秩吾英雄事迹的文字资料。”
有了老常同志的介绍，县志编纂委员会对王健烈士英勇事迹才有了全面了解。
几年前，曾有一部描述1942年太行山根据地反扫荡的电视剧，其中就有这么一个镜头：黄君珏高喊着：“王健、韩医生，随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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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捞针 一筹莫展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修武县志办公室工作。初秋的一天，一位姓常的白发老同志，手持盖着“新华社社史编纂办公室”印章的介绍信来到办公室，想调查修武籍女烈士王健在家乡的事迹。
我连忙取出修武县革命烈士登记簿，反复翻阅着，查到最后，还是没有王健的名字。
老常说：“1942年5月，日本鬼子对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就是那时牺牲的，同时牺牲的同志都会按籍贯通知当地政府。那时候根据地的条件很艰苦，纸张、墨水粗劣，保存条件又差，我来时专门调阅她的履历表，早已模糊一片，只勉强辨认出她的姓名、年龄及修武几个字。王健同志12岁参加革命，16岁牺牲，咱们总得给她家人一个交代呀！”
我被王健的事迹深深感动，查清烈士身份，也是史志工作者应尽的职责。王姓是修武县大姓，少说也有四五千户，遂下决心逢“王”必查！
把老常同志安置在招待所后，我回机关给各乡县志资料征集员一一打电话，请他们把各村姓王的普查一遍，但愿能找到有用的线索。
老常同志一天两次到县志办公室打听消息，三四天过去了，还是没有线索，我俩都一筹莫展。
闲话姓氏 巧遇机缘
一天下午，老常同志又来县志办公室打探消息，我聊起修武的稀缺姓氏：“修武有一单门独户的人家，出了一位清末留学日本、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同盟会员南玉笙。”
老常一听，像触了电似地站起来，说：“这可有点碰巧了。我记得王健同志刚到根据地时曾说过她母亲姓南，我们一群红小鬼都笑着说中国哪有这个姓，难不成不是爹妈亲生的，是从南方抱来的小丫头，还给她取个绰号‘南方小公主’。这王家是不是跟南家沾点亲戚？”
我也恍然大悟，说：“很有可能。南家就住在小梁庄，离这只1公里，咱去问问。”说着，我们二人就向小梁庄快步走去。
到了南家，接待我们的是南玉笙的孙子南福堂。我问：“你们南家有没有姓王的亲戚？”他也挺干脆：“有呀，我姑父就叫王廷梧。”“哪村的？”“山里头，孙窑村。”老常迫不及待地问：“王家还有人吗？”福堂说：“有，我大表姐福英还在修武。”“能请她见见面吗？”“咋不能！”老常兴奋地说：“这才是踏破铁鞋无处寻，闲话姓氏得机缘！”
“假小子” 矢志报国
第二天一早，我和老常来到南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向我们讲述她的家庭情况：
孙窑村是个穷山沟，我爷爷是个老秀才。我爸爸学名王廷梧，我爷爷一直供他上学。大学毕业后，我爷爷原想让我爸爸教书，不知怎么阴错阳差，我爸爸被委任当上新安县县长。我妈妈学名瑞卿，是姥爷的掌上明珠。姥爷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当时县里还没有女子小学堂，姥爷就在家中教母亲识字念书。姥爷把女儿嫁到王家，是相中了爸爸的才气。
我妈妈知书识礼，给我取名梅英。1926年农历正月十九日，我的小妹出生了。妈妈本不喜欢用花花草草给女孩子取名，看到院子里绽放的红梅，便取名“梅蓉”。不幸的是，前一年爸爸在任上中流弹身故，妹妹是个遗腹子。
我们村小人少，小学只有三年级，梅蓉该上四年级了，姥爷就把她接到县城，进女子小学堂继续上学。老师见她成绩优秀，就让她跳过四年级，直接读五年级。梅蓉当时只有十来岁，可个头、身板却比同岁的小女孩壮实得多。她爱好体育、文娱活动，多次参加比赛得奖，性格开朗豪爽，好打抱不平，同学们都称她“假小子”。
卢沟桥事变后，梅蓉参加学校的抗日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募捐，禁卖日货。她还带领同学砸了一家偷卖日货的杂货铺。日本鬼子侵占修武县城，女子小学被解散，梅蓉又回到孙窑村。共产党领导的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来到修武山区，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我和妹妹都参加了抗日宣传队，梅蓉是宣传队里年纪最小却最活跃的积极分子，经常和同伴一起爬山越岭，通过唱抗日歌曲、表演、贴标语、发传单等形式，号召中国人不当亡国奴。在宣传队的宣传下，有些年轻人报名参军，有的出钱捐物，支援抗日。
一天，妈妈听说宣传队要随游击司令部转移，就带着一些防寒衣物和吃食到黑岩村瞧我们姐妹俩。小妹跑进屋，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说：“妈妈，我改名啦，王健，健康的健。我不愿当亡国奴，不打败日本鬼子决不回来见你！”妈妈笑着说：“还是俺闺女有志气，看来王家要出个王木兰哩！”从此，母女分离，天各一方。我被首长安排留下照顾妈妈。我们等呀盼呀，直到日本投降，还是打听不到小妹的消息。妈妈临终时还交代我：“哪一天你小妹回来了，叫她到我坟头上烧柱香。”说着，这位老太太就掩面哭泣起来。
听到这里，我们也感动得唏嘘落泪。
抗击日寇 壮烈牺牲
老常同志向大家讲述了王健同志参加革命工作后的英勇事迹。
1938年夏天，12岁的王健跟随部队转移到山西省武乡县，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次年春天，她到长治鲁艺训练班学习，冬天又在武乡县的“抗大”学习三个月，结业后被分配到卫生队工作。她经常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抢救照料伤员。1940年冬天，她被调到华北新华日报社电务科工作。当时，原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粮秣科科长韩秩吾也在报社，担任材料科科长。报社要经常行军转移，环境艰苦，生活困难。王健虽然只有14岁，却性格坚强，除了和大家一样背着行李行军、坚持工作外，还主动帮助同事、照料病号。1941年春夏间，她的腿上生了疮，肿得厉害，行动困难，硬是婉言谢绝同事照料，坚持和大家一起爬山越岭，跋涉行军。
王健忠于职守，热爱本职工作。她到报社电务科工作后，开始学习译电，经常把电码本带在身上，随时随地都在背电码，很快就熟悉了译电业务。后来，她又学习抄收电报，总是及时、出色地完成党交给她的任务。华北战场的许多新闻稿，都是她一手译发延安新华日报总社的。
1942年5月下旬，日寇对我太行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华北新华日报社机关人员也都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为了缩小目标，减少牺牲，报社人员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王健和报社一部分同志，来到一个叫庄子岭的小山村。
庄子岭隐蔽有许多八路军伤员和干部，几天后，报社总会计黄君珏担心，在村子附近万一被发现，就会连累大家。她和报社女医生韩岩、机要员王健一商量，决定另换地方。趁着夜晚，她们三个人跑到庄子对面的阳坡，攀上峭壁，隐藏在一个小岩洞里。
6月2日，日寇来到庄子岭，四处搜索。下午，王健出洞观察敌情，不慎被搜山的敌人发现。日寇包围山洞，黄君珏挺身而出，用手枪接连打死打伤三个敌人。子弹打光后，她纵身一跃跳下悬崖。残暴的日寇朝她射击，黄君珏壮烈牺牲。王健和韩岩不愿投降，敌人就在洞口架起柴火，用烟火熏，并向洞里不停射击。两人被迫出洞，遭日寇枪击，光荣献身。
当天下午，我赶写出王健同志的传记，连夜打印出来，交给老常同志带回北京。
1985年，老常同志来信说：“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在左权县麻田镇清漳河畔落成，碑身上刻有杨尚昆、陆定一同志的题词。修武籍烈士王健、韩秩吾的英名被镌刻在碑身上。麻田镇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新闻烈士厅里，陈列有介绍王健和韩秩吾英雄事迹的文字资料。”
有了老常同志的介绍，县志编纂委员会对王健烈士英勇事迹才有了全面了解。
几年前，曾有一部描述1942年太行山根据地反扫荡的电视剧，其中就有这么一个镜头：黄君珏高喊着：“王健、韩医生，随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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