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礼”在何处
更新时间：2023-9-1 15:56:57 来源：焦作日报
经典山阳
禮（繁体字“礼”）左边的“示”字旁代表神主，右边的“豊”表示放在器皿里的两串玉石，合起来，“礼”的本意是祭神、敬神的意思。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其核心思想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仁”，一个是“礼”。孔子曰：“人而不仁，如何礼。”“仁”修养的是心，是魂魄；“礼”是心的外化，是规范了的言行。施“仁”践“礼”的终极目标，就是希望人们能够从外在行为规范中对自己的生命进行观照，从而唤醒自己的心灵，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一生就是“求仁”“问礼”的一生。
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典故，《史记》《庄子》《礼记》等均有记载，只是“问礼”的时间和地点不相同。
据《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在鲁国求教于老子并“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巷党在今山东境内。是年，孔子应该17岁，这也是两位圣哲的第一次见面。
第二次见面记载在《史记·老子列传》，其中有“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地点在周的都城洛阳。当时，孔子34岁，是带着门生南宫敬叔一块去的，而且留下对老子的高度评价：“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第三次“问礼”的地点在沛（今江苏省沛县），孔子51岁，庄子在《天运》中记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问礼”都问了什么呢？
这就是关于“礼”这一概念的广义与狭义的理解了。广义的“礼”指的是典章制度方面的规定性示范，狭义的“礼”指的是民风民俗，比如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约定习惯。
孔子第一次“问礼”，问的就是丧葬方面的问题。据《曾子问》记载，当送葬的队伍遇上了日食这种天体现象，葬礼是应该继续进行还是暂停？
《史记·老子列传》记录“问礼于老子”，只记述了老子批评孔子的话：“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由此可见，孔子第二次“问礼”谈的应是由“礼”而“仁”的主张。
《庄子》一书多以寓言阐发本门思想，因而内容总是或真或假，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另外，作为道家的拥趸者与弘扬者，庄子对儒家多采取调侃与嘲讽的态度。比如除“南之沛见老聃”外，里边还有孔子想去西方把自己所修著的书藏于周王室，而“往见老聃”的情节，也采取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批驳了孔子的“仁义”之礼。
孔子向老子“问礼”是一件文化史上的盛事，随着两位圣哲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地位日趋升高，后世学者对“问礼”的确切地点也多加考证，并立碑、兴祠予以纪念。
比如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东关大街便立有“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的石碑，该碑由当时的河南府尹张汉书丹、洛阳县令郭朝鼎刻立，时间为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
周口市鹿邑明道宫的老君台上也立有“孔子问礼处”石碑一座，该碑由当时的鹿邑县知事王梦蚊撰文并立石，时间是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
山东省曲阜市的孔庙内也存“孔子问礼处”碑一块，洛阳市下清宫有“孔子问礼台”碑，安徽省亳州市道德中宫前有“问礼巷”。此外，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还有戴季陶建造的“问礼亭”。
在我市马村区武王街道办事处东孔庄村也有一块“孔子问礼处”的石碑，该碑立于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目前，该碑藏于修武县文化馆。东孔庄村与西、北孔庄村原来是一个村子，叫孔庄，人口增多后才一分为三的。
洛阳是老子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鹿邑是老子的故里，也有人说亳州才是老子故土，而曲阜是孔子家乡。由此来看，孔子登门“问礼”，这些地方皆有迹可循，唯独孔庄的这一块碑立得很突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需要考证的是孔子是否真的来过孔庄。
历史上，孔子有两次顺路孔庄的可能。
一次是公元前496年，晋国赵鞅，即赵简子派使者到鲁国聘请正在卫国的孔子为师。但是走到黄河边上时，孔子听说赵简子杀了晋国两位贤能的大夫，便又返回了卫国。《吕氏春秋》曰：“孔子将西适晋，见赵鞅，至河而返。”
但是也有人考证说，孔子这次已经进入了晋国。
在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晋庙铺镇有一处天井关，此关为太行八陉之一的太行陉（山西和河南间的一条重要通道）的一处关隘。天井关立有一碑，名为“孔子回车”，是为了纪念孔子入晋并在此处返回的碑刻遗存，是山西省级保护文物。
如果晋城市的“孔子回车”为历史真实，那么孔子取道太行陉入晋，焦作则是其绕不过的必经之地，顺路孔庄就合情合理。
孔子是否入晋，史无所载，但《庄子·外篇·达生》里却有一篇“孔子观于吕梁”的内容，借当地一男子游泳的事例，表达君子在日常生活中既要做到遵守规律、坚守原则，也要随机应变的道理。
吕梁市位于山西省中部，如按庄子所说，孔子确实是入了晋国。
另一次，在公元前489年，当孔子再度从外地回到卫国时，去拜见了卫国一个著名人物蘧伯玉。蘧伯玉当年已隐退于新乡市获嘉县（另说在长垣县），居于同盟山（据说该山为昔年周武王率师伐纣，在商郊牧野举行战前誓师的盟台）西北。孔子拜见蘧伯玉后，就住在了蘧伯玉家，而且一住就是5年。其间，孔子设帐教学，收了不少当地弟子。名列“孔门七十二贤”和“孔门十哲”之一的卜子夏就是这个时候收的。卜子夏是我市温县人，如果孔子西去温县，修武县则是必经之地，路过孔庄（该村曾隶属于修武）的事情也就有了可能。
东孔庄还有一块“重修文庙”碑，由修武县生员石铝锂等人立，时间为明万历甲午岁丙子月，即公元1594年冬。此碑比那块“孔子问礼处”的石碑还要早37年。
该碑序文题额为“孔子问礼记”，据碑文记载，孔庄“先名聃村，世传老聃修炼于此故名。后因夫子问礼于聃，更名曰孔庄”。后文还记叙了文庙（即孔庙）重修的情况以及孔子“问礼”之故，但并未确认老子何时在此隐居，以及孔子何时于此“问礼”之事。
老子是否在此修炼，无据可查。
笔者认为，“聃”同“耽”，含有停留、迟延之义。大概率的可能性，应该是孔子离卫出游时曾在孔庄短暂停留过，也可能是留宿或设帐讲学。后人为表示感念之情，故名“耽”村，并兴建文庙以资兴盛文化事业。再往后，人们为提升村庄的文化厚度，将这个“耽”特意谬误为“聃”，勾勒出老子与孔子的“问礼”情节，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毕竟寄托着人们对两位圣哲的崇敬与膜拜。
类似的，如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店子镇就有个孔村，后分支为东、西孔村。据传，是因为孔子携弟子在此留宿、教化村民三天而得名。平顶山市叶县邓李乡泥车村，据说是因为孔子周游列国时，车子在这里陷进了泥沙里，当地的老百姓帮忙，把车子从泥沙中拖了出来，而更村名为泥车村。
至于“孔子易辙”的故事，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孔子和一个孩子关于“车避城”还是“城避车”的争论。这个故事最早记载于《敦煌变文集》里的《孔子项槖相问书》，后至明朝时被编纂为《小儿书》，这个故事也被孔庄人引来作为佐证孔子路径此地的典故。
项槖此人史有所记，但也仅仅是《战国策·秦策五》里边“甘罗曰‘夫项槖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一句。后人考证项槖为莒国人，也是山东人，故里在现山东省日照市。因此，用这个故事来趣说孔子纯粹是以讹证讹。
况且，假托聪慧幼儿项槖之名，表达颇有智辩哲思意味的故事有很多，除去“车避城”的传说，还有其他如关于“父母伦理”“风云变化”，甚至“鹅蛙之鸣”等的机智诡辩，这些小故事许多地方都有，不止孔庄一处。
当然，就像创作于战国末期的佚名散文《晏子使楚》一样，“孔子易辙”也不过是佚名文人捕风捉影的野趣雅情罢了。
上下五千年的灿烂历史，中华大地上处处都遗留着无数的名人足迹。进入新时代以后，随着社会整体素质的提升，人们呼唤传统文化回归的声音日益高涨，各地都在发掘本处的历史古迹或文明脉络，以新颖的角度再次叙述自己的文化故事。
历史的真实有时是不需要过于纠葛的，好比南阳与襄阳的“卧龙之争”，毕竟，我们需要传承的主要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仁”与“礼”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千百年来更是维系社会各阶层有秩序运转的基石，也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基础的价值追求，早已经根植于每个华夏儿女的心底。
改革开放以来，三个孔庄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北孔庄村，不仅经济发展得好，而且文化建设也如火如荼，正在朝着村美、景美、人更美的规划蓝图大步前进。而且，2021年，该村还率先在全市成立了第一家乡村文化合作社，在村民中间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乡风民情得到了极大改善。
目前，北孔庄正在规划建设“孔子问礼园”，以振兴乡村文化事业，这不也正是孔子“仁”与“礼”的精神延续吗？
愿北孔庄在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上，蹄疾步稳、日新月异，也希望认同并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加以传承和弘扬的有志之士们，“求仁得仁”“让礼一寸，得礼一尺”。
□王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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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其核心思想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仁”，一个是“礼”。孔子曰：“人而不仁，如何礼。”“仁”修养的是心，是魂魄；“礼”是心的外化，是规范了的言行。施“仁”践“礼”的终极目标，就是希望人们能够从外在行为规范中对自己的生命进行观照，从而唤醒自己的心灵，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一生就是“求仁”“问礼”的一生。
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典故，《史记》《庄子》《礼记》等均有记载，只是“问礼”的时间和地点不相同。
据《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在鲁国求教于老子并“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巷党在今山东境内。是年，孔子应该17岁，这也是两位圣哲的第一次见面。
第二次见面记载在《史记·老子列传》，其中有“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地点在周的都城洛阳。当时，孔子34岁，是带着门生南宫敬叔一块去的，而且留下对老子的高度评价：“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第三次“问礼”的地点在沛（今江苏省沛县），孔子51岁，庄子在《天运》中记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问礼”都问了什么呢？
这就是关于“礼”这一概念的广义与狭义的理解了。广义的“礼”指的是典章制度方面的规定性示范，狭义的“礼”指的是民风民俗，比如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约定习惯。
孔子第一次“问礼”，问的就是丧葬方面的问题。据《曾子问》记载，当送葬的队伍遇上了日食这种天体现象，葬礼是应该继续进行还是暂停？
《史记·老子列传》记录“问礼于老子”，只记述了老子批评孔子的话：“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由此可见，孔子第二次“问礼”谈的应是由“礼”而“仁”的主张。
《庄子》一书多以寓言阐发本门思想，因而内容总是或真或假，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另外，作为道家的拥趸者与弘扬者，庄子对儒家多采取调侃与嘲讽的态度。比如除“南之沛见老聃”外，里边还有孔子想去西方把自己所修著的书藏于周王室，而“往见老聃”的情节，也采取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批驳了孔子的“仁义”之礼。
孔子向老子“问礼”是一件文化史上的盛事，随着两位圣哲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地位日趋升高，后世学者对“问礼”的确切地点也多加考证，并立碑、兴祠予以纪念。
比如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东关大街便立有“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的石碑，该碑由当时的河南府尹张汉书丹、洛阳县令郭朝鼎刻立，时间为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
周口市鹿邑明道宫的老君台上也立有“孔子问礼处”石碑一座，该碑由当时的鹿邑县知事王梦蚊撰文并立石，时间是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
山东省曲阜市的孔庙内也存“孔子问礼处”碑一块，洛阳市下清宫有“孔子问礼台”碑，安徽省亳州市道德中宫前有“问礼巷”。此外，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还有戴季陶建造的“问礼亭”。
在我市马村区武王街道办事处东孔庄村也有一块“孔子问礼处”的石碑，该碑立于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目前，该碑藏于修武县文化馆。东孔庄村与西、北孔庄村原来是一个村子，叫孔庄，人口增多后才一分为三的。
洛阳是老子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鹿邑是老子的故里，也有人说亳州才是老子故土，而曲阜是孔子家乡。由此来看，孔子登门“问礼”，这些地方皆有迹可循，唯独孔庄的这一块碑立得很突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需要考证的是孔子是否真的来过孔庄。
历史上，孔子有两次顺路孔庄的可能。
一次是公元前496年，晋国赵鞅，即赵简子派使者到鲁国聘请正在卫国的孔子为师。但是走到黄河边上时，孔子听说赵简子杀了晋国两位贤能的大夫，便又返回了卫国。《吕氏春秋》曰：“孔子将西适晋，见赵鞅，至河而返。”
但是也有人考证说，孔子这次已经进入了晋国。
在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晋庙铺镇有一处天井关，此关为太行八陉之一的太行陉（山西和河南间的一条重要通道）的一处关隘。天井关立有一碑，名为“孔子回车”，是为了纪念孔子入晋并在此处返回的碑刻遗存，是山西省级保护文物。
如果晋城市的“孔子回车”为历史真实，那么孔子取道太行陉入晋，焦作则是其绕不过的必经之地，顺路孔庄就合情合理。
孔子是否入晋，史无所载，但《庄子·外篇·达生》里却有一篇“孔子观于吕梁”的内容，借当地一男子游泳的事例，表达君子在日常生活中既要做到遵守规律、坚守原则，也要随机应变的道理。
吕梁市位于山西省中部，如按庄子所说，孔子确实是入了晋国。
另一次，在公元前489年，当孔子再度从外地回到卫国时，去拜见了卫国一个著名人物蘧伯玉。蘧伯玉当年已隐退于新乡市获嘉县（另说在长垣县），居于同盟山（据说该山为昔年周武王率师伐纣，在商郊牧野举行战前誓师的盟台）西北。孔子拜见蘧伯玉后，就住在了蘧伯玉家，而且一住就是5年。其间，孔子设帐教学，收了不少当地弟子。名列“孔门七十二贤”和“孔门十哲”之一的卜子夏就是这个时候收的。卜子夏是我市温县人，如果孔子西去温县，修武县则是必经之地，路过孔庄（该村曾隶属于修武）的事情也就有了可能。
东孔庄还有一块“重修文庙”碑，由修武县生员石铝锂等人立，时间为明万历甲午岁丙子月，即公元1594年冬。此碑比那块“孔子问礼处”的石碑还要早37年。
该碑序文题额为“孔子问礼记”，据碑文记载，孔庄“先名聃村，世传老聃修炼于此故名。后因夫子问礼于聃，更名曰孔庄”。后文还记叙了文庙（即孔庙）重修的情况以及孔子“问礼”之故，但并未确认老子何时在此隐居，以及孔子何时于此“问礼”之事。
老子是否在此修炼，无据可查。
笔者认为，“聃”同“耽”，含有停留、迟延之义。大概率的可能性，应该是孔子离卫出游时曾在孔庄短暂停留过，也可能是留宿或设帐讲学。后人为表示感念之情，故名“耽”村，并兴建文庙以资兴盛文化事业。再往后，人们为提升村庄的文化厚度，将这个“耽”特意谬误为“聃”，勾勒出老子与孔子的“问礼”情节，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毕竟寄托着人们对两位圣哲的崇敬与膜拜。
类似的，如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店子镇就有个孔村，后分支为东、西孔村。据传，是因为孔子携弟子在此留宿、教化村民三天而得名。平顶山市叶县邓李乡泥车村，据说是因为孔子周游列国时，车子在这里陷进了泥沙里，当地的老百姓帮忙，把车子从泥沙中拖了出来，而更村名为泥车村。
至于“孔子易辙”的故事，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孔子和一个孩子关于“车避城”还是“城避车”的争论。这个故事最早记载于《敦煌变文集》里的《孔子项槖相问书》，后至明朝时被编纂为《小儿书》，这个故事也被孔庄人引来作为佐证孔子路径此地的典故。
项槖此人史有所记，但也仅仅是《战国策·秦策五》里边“甘罗曰‘夫项槖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一句。后人考证项槖为莒国人，也是山东人，故里在现山东省日照市。因此，用这个故事来趣说孔子纯粹是以讹证讹。
况且，假托聪慧幼儿项槖之名，表达颇有智辩哲思意味的故事有很多，除去“车避城”的传说，还有其他如关于“父母伦理”“风云变化”，甚至“鹅蛙之鸣”等的机智诡辩，这些小故事许多地方都有，不止孔庄一处。
当然，就像创作于战国末期的佚名散文《晏子使楚》一样，“孔子易辙”也不过是佚名文人捕风捉影的野趣雅情罢了。
上下五千年的灿烂历史，中华大地上处处都遗留着无数的名人足迹。进入新时代以后，随着社会整体素质的提升，人们呼唤传统文化回归的声音日益高涨，各地都在发掘本处的历史古迹或文明脉络，以新颖的角度再次叙述自己的文化故事。
历史的真实有时是不需要过于纠葛的，好比南阳与襄阳的“卧龙之争”，毕竟，我们需要传承的主要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仁”与“礼”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千百年来更是维系社会各阶层有秩序运转的基石，也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基础的价值追求，早已经根植于每个华夏儿女的心底。
改革开放以来，三个孔庄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北孔庄村，不仅经济发展得好，而且文化建设也如火如荼，正在朝着村美、景美、人更美的规划蓝图大步前进。而且，2021年，该村还率先在全市成立了第一家乡村文化合作社，在村民中间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乡风民情得到了极大改善。
目前，北孔庄正在规划建设“孔子问礼园”，以振兴乡村文化事业，这不也正是孔子“仁”与“礼”的精神延续吗？
愿北孔庄在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上，蹄疾步稳、日新月异，也希望认同并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加以传承和弘扬的有志之士们，“求仁得仁”“让礼一寸，得礼一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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