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盐引”：怀庆府盐政改革之缘起
更新时间：2026/9/11 10:00:55 来源：焦作晚报
经典山阳
盐，五味之首，“国之大宝”。自古以来，它既是人体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贵重物资，也是历朝历代国库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齐国管仲有言：“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清顺治年间，怀庆府迭遭战乱灾荒，“盐引”骤增、盐课苛重，以致出现“引壅课绌，民困亡逃”的危局，由此催生重大盐务改革，怀庆府由食用河东盐改为长芦盐，民间俗称“小盐换大盐”。这是一场重要的盐政改革。虽中间曾裁减“盐引”，但收效甚微；改革对于整治盐业市场、维护经营秩序、革除旧弊、纾解民困、减轻百姓食盐负担，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清代豫北民生与吏治变迁的重要缩影。
盐课加重 民不聊生
食盐自古具有官办、专卖、官督商销等制度特征。春秋战国时期便推行“官山海”，亦称“管山海”，即盐铁专卖，由国家管控盐业、矿产与山林川泽等资源；西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官府垄断食盐生产、运销，以盐利充实国库。东汉时期盐铁政策几经反复，和帝以后主要实行征税制。当时覃怀古郡的盐铁产业较为发达，主要因素有二：一是与运城盐池仅一河（黄河）之隔，运输方便；二是覃怀古郡紧靠太行山，山里富含铁矿，这就为冶铁业提供了原料基础。隋及唐初废除盐业禁令，凡是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食盐听由民间自由经营，不征盐税。“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窘迫，朝廷实行官收官卖，后又改革盐法，改为官督商销，也就是由官府向盐户收购食盐，批发给商人贩运售卖，官府专掌盐课、缉拿私盐。这一制度为宋代盐钞、元明清“盐引”奠定了制度基础。
清顺治初年，社会动荡不安。地处太行山下、黄河北岸的怀庆府，水旱、冰雹频发，沁河多次决口；加之明末战乱波及此地，大顺军辗转攻掠济源、孟县（今孟州市），围困府治河内（今沁阳市），百姓饱受多重灾难。清廷为充盈国库，巩固统治，采取加引增课的手段，向地方摊派“盐引”。“盐引”为古代食盐专卖凭证，由官府发放给盐商，其制度源头为北宋盐钞法，后经蔡京改制确立“盐引法”。元、明、清沿用并略有调整，运行之中极易滋生盐业垄断、官商勾结，最终加重普通百姓负担。
清顺治十四年，晋陕豫多地受灾，原有“盐引”难以销售，朝廷便将亏缺份额转嫁至怀庆府属县，尤以府治河内县为甚。河内原有“盐引”3300张，新增13290张，新旧合计16590张，增幅空前。道光《河内县志》记载：“河内县原额盐引三千三百张，顺治十四年，河内令孙灏……增引一万三千二百九十张，新旧盐引一万六千五百九十张。”此时，怀庆府所属河内、济源、武陟等六县，不仅河内盐额涨幅空前，其余各县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只是河内县“盐引”数额惊人，居全府之首。此举远超地方民生承载能力，“引”多丁少，商民交困。一方面食盐价格昂贵，堆积滞销；另一方面百姓生计窘迫，无力购盐。
清顺治年间河内知县孙灏，莅任正值战乱初定、沁河水患频发。他疏浚广济渠、修缮城垣文庙，兴办不少实事。但奉上司指令大幅增拨河东“盐引”，盐课陡增，叠加连年灾荒，酿成“引”壅民困，成为其施政一大缺憾。沉重的“盐引”、盐课，成为套在百姓身上的枷锁。普通民众无力购盐、无力完课，只得被迫变卖田产、躲避摊派、流离逃亡。结果，人口持续外流，田地愈发荒芜，形成“引壅课绌，民困逃移”的灾难性局面。长期缺盐又损害民众身体，导致人口数量下降，如此恶性循环愈演愈烈，民不堪言，河内及怀庆府所属各县皆深受其害。
势不得已 革图易虑
巨额“盐引”如大山重压覃怀百姓，官府为完成盐课定额，向下强行摊派，逼迫百姓高价购买转运艰难、品质粗劣的河东官盐。河内“盐引”大幅增加，朝廷察觉怀庆府加“引”带来的严重弊端，孙灏奉文裁减“盐引”3253张。但减“引”力度有限，杯水车薪，难解困局，河内“盐引”依旧高居全府首位。后续几经调整，怀庆府“盐引”定额远超当地百姓实际消费能力，不少民户为赔缴盐课变卖田产、流离失所，这种困境长达28年。府县官吏也常因无法足额完成盐课遭受参劾，官民两相困窘。
清康熙二十四年，怀庆府知府王肇春核查六县盐务实情，厘清“盐引”旧额，详究河东盐运输阻滞、盐荒、民生流亡的根源，汇集绅民疾苦诉求，呈报河南巡抚王日藻，力陈改食芦盐的重要性、必要性，推动巡抚二次上疏朝廷。
清康熙以前，怀庆府行销河东池盐。河东盐产自山西运城解池，古称盬（盐池），解池为天然内陆盐湖。自顺治至康熙年间，解池屡遭洪水冲决，盐产受损、盐质下降；再加上层层盘剥、官商勾结，盐价居高不下。河东盐虽与怀庆相邻相望，但需要翻越太行山陆路转运，运输成本高昂、风险重重，部分盐商视此途为畏途，百般推诿逃避。
经王肇春实地调研、王日藻上疏奏请，户部议覆，康熙皇帝批准怀庆府由食用河东盐改食长芦盐。改革之后“引”额不变，课银整体平移，每年征课银17435两有余，不再解缴河东运司，改归长芦盐政，另保留赈济盐丁银随“引”征收。由长芦巡盐御史招募盐商赴怀庆府销售芦盐，河东盐商退出怀庆“引”地。
长芦盐产自河北渤海沿岸。改食长芦盐，意在缩短运途、降低运输成本、平抑盐价，使百姓能够吃得起盐，安定耕作，恢复生产。乾隆年间《怀庆府志》收录有河南巡抚王日藻《再请怀属改食芦盐疏》，详细记述了怀庆府所属各县盐务改革的缘由。从古至今，怀庆府本地不产官盐，官盐全部依靠山西运城河东盐和河北长芦盐转运输入。
以店保盐 解民困顿
清康熙年间，怀庆府所属六县改食长芦盐之后，民生困境有所缓解，但食盐依旧对普通家庭构成负担，不少贫苦百姓私自熬制土盐（俗称小盐）度日。怀庆府南临黄河，北有沁河、丹河，低洼盐碱地广布，自汉代民间便刮取碱土熬制土盐。土盐杂质多、味苦含硝，仅供底层百姓私下食用，为朝廷法令所禁。
清末，盐法日渐紊乱，怀庆商帮蓬勃兴起，晋商携盐业贸易深耕河内，推动本地盐务商贸日趋繁盛。河内县遗存的“大盐店”，其兴盛于清末至民国初年，和私盐流通亦有关联。所谓“大盐”即长芦海盐，颗粒大，故对应民间所称河东“小盐”。大盐店由侯姓盐商联合官府营建，为中西合璧形制，青砖红瓦，主楼三层，大院占地约1万平方米，设有门店、办公、值守、仓储房屋百余间，主营长芦海盐，以批发为主，兼顾零售，主要供应豫晋部分府县及当地驻军用盐。
大盐店总体上属“官督商办”，总店设于河内，向济源、孟县、温县、武陟、修武等地盐商批发食盐。
“河内者，中原之北门，晋豫之锁钥，水陆通衢，四方辐辏。”大盐店作为清末官商合办的盐业集散枢纽，充分利用河内得天独厚的交通便利条件，舟车辐辏，而且在怀商、晋商的经营下远销四方。另外，各县集镇设有分销小铺，不计入官方登记盐店数目，但有效缓解了当地食盐供给压力。
纵观怀庆府盐政变迁，自清顺治年间盐引积弊、民困流离，到清康熙年间奉旨改制、芦盐纾困，再到清末官店通商、盐务兴盛，便是覃怀百姓的真实生活写照。繁重“盐引”不仅牵动着国课民生、吏治兴衰，也见证了清朝怀川大地数百年的世事变迁。
（作者：董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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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五味之首，“国之大宝”。自古以来，它既是人体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贵重物资，也是历朝历代国库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齐国管仲有言：“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清顺治年间，怀庆府迭遭战乱灾荒，“盐引”骤增、盐课苛重，以致出现“引壅课绌，民困亡逃”的危局，由此催生重大盐务改革，怀庆府由食用河东盐改为长芦盐，民间俗称“小盐换大盐”。这是一场重要的盐政改革。虽中间曾裁减“盐引”，但收效甚微；改革对于整治盐业市场、维护经营秩序、革除旧弊、纾解民困、减轻百姓食盐负担，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清代豫北民生与吏治变迁的重要缩影。
盐课加重 民不聊生
食盐自古具有官办、专卖、官督商销等制度特征。春秋战国时期便推行“官山海”，亦称“管山海”，即盐铁专卖，由国家管控盐业、矿产与山林川泽等资源；西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官府垄断食盐生产、运销，以盐利充实国库。东汉时期盐铁政策几经反复，和帝以后主要实行征税制。当时覃怀古郡的盐铁产业较为发达，主要因素有二：一是与运城盐池仅一河（黄河）之隔，运输方便；二是覃怀古郡紧靠太行山，山里富含铁矿，这就为冶铁业提供了原料基础。隋及唐初废除盐业禁令，凡是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食盐听由民间自由经营，不征盐税。“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窘迫，朝廷实行官收官卖，后又改革盐法，改为官督商销，也就是由官府向盐户收购食盐，批发给商人贩运售卖，官府专掌盐课、缉拿私盐。这一制度为宋代盐钞、元明清“盐引”奠定了制度基础。
清顺治初年，社会动荡不安。地处太行山下、黄河北岸的怀庆府，水旱、冰雹频发，沁河多次决口；加之明末战乱波及此地，大顺军辗转攻掠济源、孟县（今孟州市），围困府治河内（今沁阳市），百姓饱受多重灾难。清廷为充盈国库，巩固统治，采取加引增课的手段，向地方摊派“盐引”。“盐引”为古代食盐专卖凭证，由官府发放给盐商，其制度源头为北宋盐钞法，后经蔡京改制确立“盐引法”。元、明、清沿用并略有调整，运行之中极易滋生盐业垄断、官商勾结，最终加重普通百姓负担。
清顺治十四年，晋陕豫多地受灾，原有“盐引”难以销售，朝廷便将亏缺份额转嫁至怀庆府属县，尤以府治河内县为甚。河内原有“盐引”3300张，新增13290张，新旧合计16590张，增幅空前。道光《河内县志》记载：“河内县原额盐引三千三百张，顺治十四年，河内令孙灏……增引一万三千二百九十张，新旧盐引一万六千五百九十张。”此时，怀庆府所属河内、济源、武陟等六县，不仅河内盐额涨幅空前，其余各县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只是河内县“盐引”数额惊人，居全府之首。此举远超地方民生承载能力，“引”多丁少，商民交困。一方面食盐价格昂贵，堆积滞销；另一方面百姓生计窘迫，无力购盐。
清顺治年间河内知县孙灏，莅任正值战乱初定、沁河水患频发。他疏浚广济渠、修缮城垣文庙，兴办不少实事。但奉上司指令大幅增拨河东“盐引”，盐课陡增，叠加连年灾荒，酿成“引”壅民困，成为其施政一大缺憾。沉重的“盐引”、盐课，成为套在百姓身上的枷锁。普通民众无力购盐、无力完课，只得被迫变卖田产、躲避摊派、流离逃亡。结果，人口持续外流，田地愈发荒芜，形成“引壅课绌，民困逃移”的灾难性局面。长期缺盐又损害民众身体，导致人口数量下降，如此恶性循环愈演愈烈，民不堪言，河内及怀庆府所属各县皆深受其害。
势不得已 革图易虑
巨额“盐引”如大山重压覃怀百姓，官府为完成盐课定额，向下强行摊派，逼迫百姓高价购买转运艰难、品质粗劣的河东官盐。河内“盐引”大幅增加，朝廷察觉怀庆府加“引”带来的严重弊端，孙灏奉文裁减“盐引”3253张。但减“引”力度有限，杯水车薪，难解困局，河内“盐引”依旧高居全府首位。后续几经调整，怀庆府“盐引”定额远超当地百姓实际消费能力，不少民户为赔缴盐课变卖田产、流离失所，这种困境长达28年。府县官吏也常因无法足额完成盐课遭受参劾，官民两相困窘。
清康熙二十四年，怀庆府知府王肇春核查六县盐务实情，厘清“盐引”旧额，详究河东盐运输阻滞、盐荒、民生流亡的根源，汇集绅民疾苦诉求，呈报河南巡抚王日藻，力陈改食芦盐的重要性、必要性，推动巡抚二次上疏朝廷。
清康熙以前，怀庆府行销河东池盐。河东盐产自山西运城解池，古称盬（盐池），解池为天然内陆盐湖。自顺治至康熙年间，解池屡遭洪水冲决，盐产受损、盐质下降；再加上层层盘剥、官商勾结，盐价居高不下。河东盐虽与怀庆相邻相望，但需要翻越太行山陆路转运，运输成本高昂、风险重重，部分盐商视此途为畏途，百般推诿逃避。
经王肇春实地调研、王日藻上疏奏请，户部议覆，康熙皇帝批准怀庆府由食用河东盐改食长芦盐。改革之后“引”额不变，课银整体平移，每年征课银17435两有余，不再解缴河东运司，改归长芦盐政，另保留赈济盐丁银随“引”征收。由长芦巡盐御史招募盐商赴怀庆府销售芦盐，河东盐商退出怀庆“引”地。
长芦盐产自河北渤海沿岸。改食长芦盐，意在缩短运途、降低运输成本、平抑盐价，使百姓能够吃得起盐，安定耕作，恢复生产。乾隆年间《怀庆府志》收录有河南巡抚王日藻《再请怀属改食芦盐疏》，详细记述了怀庆府所属各县盐务改革的缘由。从古至今，怀庆府本地不产官盐，官盐全部依靠山西运城河东盐和河北长芦盐转运输入。
以店保盐 解民困顿
清康熙年间，怀庆府所属六县改食长芦盐之后，民生困境有所缓解，但食盐依旧对普通家庭构成负担，不少贫苦百姓私自熬制土盐（俗称小盐）度日。怀庆府南临黄河，北有沁河、丹河，低洼盐碱地广布，自汉代民间便刮取碱土熬制土盐。土盐杂质多、味苦含硝，仅供底层百姓私下食用，为朝廷法令所禁。
清末，盐法日渐紊乱，怀庆商帮蓬勃兴起，晋商携盐业贸易深耕河内，推动本地盐务商贸日趋繁盛。河内县遗存的“大盐店”，其兴盛于清末至民国初年，和私盐流通亦有关联。所谓“大盐”即长芦海盐，颗粒大，故对应民间所称河东“小盐”。大盐店由侯姓盐商联合官府营建，为中西合璧形制，青砖红瓦，主楼三层，大院占地约1万平方米，设有门店、办公、值守、仓储房屋百余间，主营长芦海盐，以批发为主，兼顾零售，主要供应豫晋部分府县及当地驻军用盐。
大盐店总体上属“官督商办”，总店设于河内，向济源、孟县、温县、武陟、修武等地盐商批发食盐。
“河内者，中原之北门，晋豫之锁钥，水陆通衢，四方辐辏。”大盐店作为清末官商合办的盐业集散枢纽，充分利用河内得天独厚的交通便利条件，舟车辐辏，而且在怀商、晋商的经营下远销四方。另外，各县集镇设有分销小铺，不计入官方登记盐店数目，但有效缓解了当地食盐供给压力。
纵观怀庆府盐政变迁，自清顺治年间盐引积弊、民困流离，到清康熙年间奉旨改制、芦盐纾困，再到清末官店通商、盐务兴盛，便是覃怀百姓的真实生活写照。繁重“盐引”不仅牵动着国课民生、吏治兴衰，也见证了清朝怀川大地数百年的世事变迁。
（作者：董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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