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人曹谨：得民心有政声
□董沁生
□董沁生
更新时间：2023-10-27 15:22:13 来源：焦作晚报
经典山阳
曹谨（1787年至1849年），初名谨，字怀璞，号定庵，清怀庆府河内县（沁阳）北门大街人，嘉庆十二年（1807年），参加乡试，高中解元，由于礼部会试一直落第，直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经“大挑一等”，补为知县。之后，为官30余年，大都在知县职位上勤政为民、履建奇功，虽期间调迁15次，跌宕起伏，“被议”“被诬”“被革职”，但荣辱不惊，始终坚持“做事、做官，先做人”。所到之处“得民心、有政声”，尤其是宦海八载，兴修水利，解决纠纷，置办教育，抗击英军，成为人生的高光时刻。道光皇帝赞他在抗英保台的战斗中“智勇兼施，大扬国威”。《清史稿·循吏传》《台湾通史》《沁阳市志》有载。
光明磊落得民心
曹谨幼年丧父，家境贫困，少时在城内“三官庙”读书，后入著名的覃怀书院学习。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曹谨乡试一举高中解元，主考官称其“神驹”，家乡人惯称“曹解元”，后以“大挑一等”的成绩，补为知县，分发直隶。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清道光三年（1823年），先后任平山、曲阳、饶阳知县。任上，饶阳不涝就旱，灾情严重。曹谨及时向朝廷恳请调拨救济粮款，赈济灾民。为了防止胥吏盘剥，他亲自深入灾区，了解灾情，直接将赈济粮款发到灾民手中，受到好评。《曹谨墓志》载：“饶阳值水旱相继，公请帑赈饥，日起乡曲，察户口多寡，被灾情重分给之，不经胥吏手。时即饭店，市饼饵食之，无丝毫私，民大悦。”
道光四年（1824年），曹谨上任宁津知县，兴利除弊，以法治罪，社会秩序稳定。《曹谨墓志》载:“首严弭盗，行清庄、联庄法，获其梁首，余皆远遁。”
之后，曹谨曾于道光五年（1825年）、道光八年（1828年）、道光十一年（1831年），先后三次任威县知县。在此，有“决狱如神”的美誉，为当地百姓办了不少好事，“修文庙、城隍庙，兴教劝士，敦品励行，远近翕然”。但是，由于严惩歹徒被议。
曹谨生性耿直，不畏强暴，敢于碰硬，他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丰润知县时，因连年有灾，物价飞涨，社会动荡，左家务镇有一地痞无赖，借机兴风作浪，抢劫灾粮，被曹谨捉拿归案，绳之以法，保住了救灾粮，净化了良好风气，稳定了社会秩序。但是，“被议落职”。复官后，曹谨调至福建，初署将乐，而后调至闽县。《台湾通史》载：“道光十四年，拣发福建。十六年署闽县，兼福州海防同知。”任职期间，他化解民怨，调解纷争，善断公案，当地人有口皆碑，留下了很多传说，如广为流传的《曹谨断金》。
“功同禹王”守台湾
曹谨虽然官位不高，始终在知县位置上履职，但所到之处都是“所至民亲，既去民思”，尤其是在台8年，兴水利、调纠纷、办教育、抗英军，“吏畏民怀，颂声大起”。
道光十七年（1837年）春，曹谨出任台湾凤山知县，正逢大旱，“饥民遍地，盗贼纷起”。上任伊始，曹谨查盗贼，问疾苦，赈饥济贫，广泛调查，认为“弭盗莫如足食，足食莫如兴水利”。于是，亲自带人翻山越岭找水源，集思广益定方略，集乡绅，召巧匠，发动全县士民捐资出力，共开渠塘，穿池引溪，筑埤导圳，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与不懈努力，共筑圳44条，总长130公里，既可灌溉，又可泄洪，成为台湾最大的水利工程，堪与都江堰媲美。从此，凤山“收谷倍旧，民乐厥业，家多盖藏，盗贼不生”。
道光十八年（1838年），巡道姚莹命知府熊一本勘之，旌其功，名“曹公圳”，并为碑记之，纂《曹公圳记》，现仍立于凤山曹公庙的曹公亭内。
曹谨高度重视水利建设，后虽升迁，仍心系凤山，指令贡生郑兰生、附生郑宣治率全县士民，再筑新圳46条，全长60多公里，被称之“曹公新圳”，彻底解除了凤山的水旱灾害，将原来的荒芜田野打造成“鱼米之乡”。
凤山文士写诗赞道：新波水与旧波通，终岁无忧早涝逢。种得水田三万顷，家家鸡黍拜曹公。
在凤山，曹谨注重兴办教育，教化当地民众，他亲自带头捐资筹款，对凤山所属的凤化、屏山、前河、屏东四所书院进行修缮，扩大民众受教育的机会。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曹谨因政绩卓著，被升为淡水厅同知。离任时刻，“士民夹道扶轿，攀辕涕泣，祖饯者数千人”。任职后，曹谨仍大兴教育，捐款修建文甲书院。《台湾通史》载:“莅治五年，日以兴文教，崇实学，为淡人士倡……”
同年8月，英军侵犯淡水，曹谨身先士卒，率领乡勇、渔民，在基隆到大安港口的沿海地带放入沙石，以备搁浅堵塞轮船，并告知渔民，若发现英舰，诱敌深入，将其歼灭。
同时，在厅治外围修工事、搭炮台、凿壕沟、筑木城，积极备战。由于曹谨计划周密，准备充分，使英军舰毁人亡，大败而逃。据《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介绍：“前后计斩首白夷五人，红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同时捞获夷炮十门，搜获夷书图册多件。”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取得的一次大捷，沉重打击了侵略军。道光皇帝览奏大悦，嘉其“智勇兼施，大扬国威”。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3月，曹谨在指挥土地公港战斗中，“杀白夷一人，红黑夷数十人，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广东汉奸五名，鸟枪五杆，腰刀十把”。
曹谨抗英保台的战绩是有目共睹的，若按论功行赏，当可升官任用，然而，事与愿违。鸦片战争结束后，腐败透顶的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次年，清政府竟以“妄杀被难洋人”之名治罪曹谨。本为民族英雄，反被革职查办，就连闽浙总督怡良入台“传谕”，也难开其口，他深知曹谨有功无罪，便同情问之：“事将若何？”
曹谨慷慨陈词：“但论国家事若何？某官可不做，人要做。若罪应任者，甘心当之，但百姓出死力捉贼，不宜有所负。”
怡良听后，深为感动，叹曰：“真大夫也。”
曹谨在台湾期间，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深入大规模械斗的漳州、泉州，化解怨恨，痛陈利害，消除械斗之源，并在大甲镇停留两个月进行调停教化，平息械斗，立“泉漳和睦碑”，使“淡北七百里得安堵”。
曹谨在台湾的突出贡献，永载史册。《清史稿·循史传》载：“（道光）二十年，擢淡水厅同如。海盗剽劫商贾，漳、泉二郡人居其间，常相仇杀，又当海防告警，谨至，行保甲，练乡勇，清内匪而倍外侮。英吉利兵舰犯鸡笼口，谨禁渔船勿出，绝其向导，悬赏购敌酋，民争赴之。敌船触石，擒百二十四人。屡至，屡劫之。明年，又犯淡水南口，设伏诱击，俘汉奸五，敌兵四十九人。”
曹谨在台湾影响深远，为追念其功德，凤山人还为其建生祠，并悬挂“功同禹王”匾额，后改称为曹公庙，还有曹公路、曹公小学、曹公巨树等。
清思静远归故里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曹谨因平息械斗与缉捕海盗之功仍赏戴花翎，升任海疆知府，但他“清思静远”，并未复职，且以病还乡。曹谨回到家乡后，仍然关心教育，筹资俢缮覃怀书院以及天宁寺三圣塔等。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曹谨在家中去世。
曹谨去世后，朝廷加赠朝议大夫，又晋授中仪大夫（从三品）。好友、晚清重臣李棠阶参加葬礼，并亲自撰写墓志铭，他写道：“数十年来，天下称循吏者，必曰河内怀朴曹公、曹君。”又称赞：“公由是亦愈敛华就实，深潜经史及宋诸子，甚获其大意，不株守章句。”
清咸丰二年（1852年），曹谨礼葬于河内城南门外曹氏祖茔内，其墓冢按南方“柳圈椅”式样建造，墓冢位于墓园后部的方形平台上，呈馒头状，封地高2.5米、直径6米。墓前立石碑一通，右书“前台湾凤山知县 淡水厅同知”，中间竖刻“清故海疆知府曹谨之墓”，墓前有神道100余米。
沁阳市人民政府曾多次拨款对曹谨墓进行扩建整俢，现已建为“怀朴园”，并编制了《沁阳曹谨墓保护规划》。
2000年，曹谨墓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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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磊落得民心
曹谨幼年丧父，家境贫困，少时在城内“三官庙”读书，后入著名的覃怀书院学习。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曹谨乡试一举高中解元，主考官称其“神驹”，家乡人惯称“曹解元”，后以“大挑一等”的成绩，补为知县，分发直隶。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清道光三年（1823年），先后任平山、曲阳、饶阳知县。任上，饶阳不涝就旱，灾情严重。曹谨及时向朝廷恳请调拨救济粮款，赈济灾民。为了防止胥吏盘剥，他亲自深入灾区，了解灾情，直接将赈济粮款发到灾民手中，受到好评。《曹谨墓志》载：“饶阳值水旱相继，公请帑赈饥，日起乡曲，察户口多寡，被灾情重分给之，不经胥吏手。时即饭店，市饼饵食之，无丝毫私，民大悦。”
道光四年（1824年），曹谨上任宁津知县，兴利除弊，以法治罪，社会秩序稳定。《曹谨墓志》载:“首严弭盗，行清庄、联庄法，获其梁首，余皆远遁。”
之后，曹谨曾于道光五年（1825年）、道光八年（1828年）、道光十一年（1831年），先后三次任威县知县。在此，有“决狱如神”的美誉，为当地百姓办了不少好事，“修文庙、城隍庙，兴教劝士，敦品励行，远近翕然”。但是，由于严惩歹徒被议。
曹谨生性耿直，不畏强暴，敢于碰硬，他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丰润知县时，因连年有灾，物价飞涨，社会动荡，左家务镇有一地痞无赖，借机兴风作浪，抢劫灾粮，被曹谨捉拿归案，绳之以法，保住了救灾粮，净化了良好风气，稳定了社会秩序。但是，“被议落职”。复官后，曹谨调至福建，初署将乐，而后调至闽县。《台湾通史》载：“道光十四年，拣发福建。十六年署闽县，兼福州海防同知。”任职期间，他化解民怨，调解纷争，善断公案，当地人有口皆碑，留下了很多传说，如广为流传的《曹谨断金》。
“功同禹王”守台湾
曹谨虽然官位不高，始终在知县位置上履职，但所到之处都是“所至民亲，既去民思”，尤其是在台8年，兴水利、调纠纷、办教育、抗英军，“吏畏民怀，颂声大起”。
道光十七年（1837年）春，曹谨出任台湾凤山知县，正逢大旱，“饥民遍地，盗贼纷起”。上任伊始，曹谨查盗贼，问疾苦，赈饥济贫，广泛调查，认为“弭盗莫如足食，足食莫如兴水利”。于是，亲自带人翻山越岭找水源，集思广益定方略，集乡绅，召巧匠，发动全县士民捐资出力，共开渠塘，穿池引溪，筑埤导圳，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与不懈努力，共筑圳44条，总长130公里，既可灌溉，又可泄洪，成为台湾最大的水利工程，堪与都江堰媲美。从此，凤山“收谷倍旧，民乐厥业，家多盖藏，盗贼不生”。
道光十八年（1838年），巡道姚莹命知府熊一本勘之，旌其功，名“曹公圳”，并为碑记之，纂《曹公圳记》，现仍立于凤山曹公庙的曹公亭内。
曹谨高度重视水利建设，后虽升迁，仍心系凤山，指令贡生郑兰生、附生郑宣治率全县士民，再筑新圳46条，全长60多公里，被称之“曹公新圳”，彻底解除了凤山的水旱灾害，将原来的荒芜田野打造成“鱼米之乡”。
凤山文士写诗赞道：新波水与旧波通，终岁无忧早涝逢。种得水田三万顷，家家鸡黍拜曹公。
在凤山，曹谨注重兴办教育，教化当地民众，他亲自带头捐资筹款，对凤山所属的凤化、屏山、前河、屏东四所书院进行修缮，扩大民众受教育的机会。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曹谨因政绩卓著，被升为淡水厅同知。离任时刻，“士民夹道扶轿，攀辕涕泣，祖饯者数千人”。任职后，曹谨仍大兴教育，捐款修建文甲书院。《台湾通史》载:“莅治五年，日以兴文教，崇实学，为淡人士倡……”
同年8月，英军侵犯淡水，曹谨身先士卒，率领乡勇、渔民，在基隆到大安港口的沿海地带放入沙石，以备搁浅堵塞轮船，并告知渔民，若发现英舰，诱敌深入，将其歼灭。
同时，在厅治外围修工事、搭炮台、凿壕沟、筑木城，积极备战。由于曹谨计划周密，准备充分，使英军舰毁人亡，大败而逃。据《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介绍：“前后计斩首白夷五人，红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同时捞获夷炮十门，搜获夷书图册多件。”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取得的一次大捷，沉重打击了侵略军。道光皇帝览奏大悦，嘉其“智勇兼施，大扬国威”。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3月，曹谨在指挥土地公港战斗中，“杀白夷一人，红黑夷数十人，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广东汉奸五名，鸟枪五杆，腰刀十把”。
曹谨抗英保台的战绩是有目共睹的，若按论功行赏，当可升官任用，然而，事与愿违。鸦片战争结束后，腐败透顶的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次年，清政府竟以“妄杀被难洋人”之名治罪曹谨。本为民族英雄，反被革职查办，就连闽浙总督怡良入台“传谕”，也难开其口，他深知曹谨有功无罪，便同情问之：“事将若何？”
曹谨慷慨陈词：“但论国家事若何？某官可不做，人要做。若罪应任者，甘心当之，但百姓出死力捉贼，不宜有所负。”
怡良听后，深为感动，叹曰：“真大夫也。”
曹谨在台湾期间，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深入大规模械斗的漳州、泉州，化解怨恨，痛陈利害，消除械斗之源，并在大甲镇停留两个月进行调停教化，平息械斗，立“泉漳和睦碑”，使“淡北七百里得安堵”。
曹谨在台湾的突出贡献，永载史册。《清史稿·循史传》载：“（道光）二十年，擢淡水厅同如。海盗剽劫商贾，漳、泉二郡人居其间，常相仇杀，又当海防告警，谨至，行保甲，练乡勇，清内匪而倍外侮。英吉利兵舰犯鸡笼口，谨禁渔船勿出，绝其向导，悬赏购敌酋，民争赴之。敌船触石，擒百二十四人。屡至，屡劫之。明年，又犯淡水南口，设伏诱击，俘汉奸五，敌兵四十九人。”
曹谨在台湾影响深远，为追念其功德，凤山人还为其建生祠，并悬挂“功同禹王”匾额，后改称为曹公庙，还有曹公路、曹公小学、曹公巨树等。
清思静远归故里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曹谨因平息械斗与缉捕海盗之功仍赏戴花翎，升任海疆知府，但他“清思静远”，并未复职，且以病还乡。曹谨回到家乡后，仍然关心教育，筹资俢缮覃怀书院以及天宁寺三圣塔等。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曹谨在家中去世。
曹谨去世后，朝廷加赠朝议大夫，又晋授中仪大夫（从三品）。好友、晚清重臣李棠阶参加葬礼，并亲自撰写墓志铭，他写道：“数十年来，天下称循吏者，必曰河内怀朴曹公、曹君。”又称赞：“公由是亦愈敛华就实，深潜经史及宋诸子，甚获其大意，不株守章句。”
清咸丰二年（1852年），曹谨礼葬于河内城南门外曹氏祖茔内，其墓冢按南方“柳圈椅”式样建造，墓冢位于墓园后部的方形平台上，呈馒头状，封地高2.5米、直径6米。墓前立石碑一通，右书“前台湾凤山知县 淡水厅同知”，中间竖刻“清故海疆知府曹谨之墓”，墓前有神道100余米。
沁阳市人民政府曾多次拨款对曹谨墓进行扩建整俢，现已建为“怀朴园”，并编制了《沁阳曹谨墓保护规划》。
2000年，曹谨墓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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