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子遗址：多民族文化沃土勾勒千年文明
更新时间：2025/10/27 10:11:55 来源：新华社
焦作旅游
黄河水绕城一隅，赵长城雄踞城北。中华文明两大符号与内蒙古土城子遗址相伴千年，奔涌向前，勾勒出厚植于多民族文化沃土之上的璀璨文明。
作为新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土城子遗址如一部编年通史，将两千多年各朝代历史文化遗存刻在土层、印于城廓，成为民族融合、城市布局、边疆治理的重要考古实证，展现了完整连续的文化发展脉络。
繁华城市深藏于“土”
土城子遗址，得名于其所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村。在土城子中城遗址，超10米深的文化层包含了两千多年来不同朝代的文化遗存。
“在土城子遗址考古发掘中，我们出土了上万件春秋晚期灰陶、战国彩陶、秦汉釉陶和铜镜、隋唐越窑瓷器、辽元白釉瓷器等珍贵文物。”曾主持土城子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陈永志说，这表明这里不仅曾是经济发达的繁华城市，而且文明始终延续，历朝历代遗存堆积叠压于土城子遗址之中。
陈永志介绍，土城子遗址东西宽约1450米，南北长约2290米，分为西南中北四部分城区，城垣残高0.5至10米。春秋时期仅有西城，汉代扩建南城，魏晋时期建中城，面积最大的北城建于唐代，其中尤以中城文化遗存最为丰富。
“如此规模的城市在北方地区实属罕见。”陈永志说，土城子遗址周边墓葬出土的器物不少来自中原地区，说明历史上这里商贸来往发达，是北方边疆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
如今，站在观景台上眺望土城子遗址，已是广袤的农田。相互嵌套的西南中北四部分城区，分别种植大豆、谷子、小麦、蒜葱等农作物，以示区分。
作为新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已建成考古成果展、历史陈列展、非遗展等主题展馆，规划了7.6公里展示游线和数字展示中心、考古探索中心等设施，正打造成为老少咸宜的文化休闲空间。在文创展厅里，一行宣传语写着：“土城不土”“残墙如史书翻页”。
边域治理镌刻于“土”
在土城子遗址发现以前，黄河岸边一座史书上常提及的古城位置成谜。这座城池曾是卫青北击匈奴的重要战略要地，是称臣于隋的突厥启民可汗游牧封地，隋炀帝曾乘驾亲临。唐时，这里曾是管理漠南羁縻州的单于都护府，城内驻扎振武军。此后历代均在此设置屯兵，以治理北部边疆。
随着土城子遗址及周边墓葬考古不断发现，这座边疆重镇所在地逐渐明晰。
1997年至2014年，陈永志带领考古工作队对土城子遗址及其周边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发掘，发现大型建筑台基、房址、水井、窖藏等遗迹，在古城外发掘2755座墓葬，出土大量随葬品，包含多个历史时期遗存。
“墓葬有土坑墓、土洞墓、砖室墓、瓮棺葬等多种样式，从陪葬品和墓葬类型来看，土城子在多个历史时期形成社会阶层和城市功能分化，居住的军民不在少数。”陈永志说，结合史书有关记载对应，有充分证据能够表明土城子遗址所在地即是自古以来的北部边疆重镇，是中原王朝边疆治理体系形成建构的重要实物见证。
“土城子遗址是见证华夏北疆边域治理体系演变的‘活史书’。”和林格尔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赵强胜说，遗址所在地历经多个朝代边疆治理方式变迁，从战国到隋唐时期，边疆治理制度日益成熟，此后历朝多在此设置军城或兵站，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
多元文化植根于“土”
土城子的“土”是多民族文化沃土。土城子遗址位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错带，出土的大量文物见证了“胡服骑射”“鲜卑南迁”等民族融合佳话。
1986年，遗址东侧墓葬区出土的刻有“耳铸公剑”四字的青铜剑尤为珍贵。陈永志介绍：“经考古学家李学勤考证认定，‘耳’指的是重耳，此剑可能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所用之剑。”据《史记·晋世家》记载，重耳曾在其母属国狄国流亡十二年，而狄族当时正活跃在土城子遗址一带。陈永志说：“结合大量春秋时期晋文化墓葬器物在此出土，可见当时狄族受晋国影响之深。”
战国时期，北狄被赵国吞并，赵武灵王借鉴北方游牧民族衣短袖窄适合骑射的特点推行“胡服骑射”改革，这一政策在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土城子遗址出土的腰间带钩样式各异，既有适用长袍的，也有适用短袍的。”土城子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李强表示，土城子周边近半墓葬均有带钩出土，是“胡服骑射”民族融合佳话的重要实证。
此外，遗址出土的一件房檐构件瓦当上浮雕着两个赤膊小儿角抵的激烈场面，生动再现了当时的文化生活。陈永志解读道：“瓦当出现游牧民族的角抵场景，说明当时不同部族从生活方式到文化认同的多方位融合。”他介绍，北魏鲜卑民族迁徙至阴山一带后，与农耕文化充分交融，定居建都盛乐，这是鲜卑族融入中原地区生产方式和文化体系的体现。
“土城子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既有体现游牧民族文化的鸟兽狩猎纹饰，也有农耕民族的花草、云龙纹。”李强认为，这充分体现了华夏大地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生动展现中华文明植根于多民族文化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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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绕城一隅，赵长城雄踞城北。中华文明两大符号与内蒙古土城子遗址相伴千年，奔涌向前，勾勒出厚植于多民族文化沃土之上的璀璨文明。
作为新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土城子遗址如一部编年通史，将两千多年各朝代历史文化遗存刻在土层、印于城廓，成为民族融合、城市布局、边疆治理的重要考古实证，展现了完整连续的文化发展脉络。
繁华城市深藏于“土”
土城子遗址，得名于其所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村。在土城子中城遗址，超10米深的文化层包含了两千多年来不同朝代的文化遗存。
“在土城子遗址考古发掘中，我们出土了上万件春秋晚期灰陶、战国彩陶、秦汉釉陶和铜镜、隋唐越窑瓷器、辽元白釉瓷器等珍贵文物。”曾主持土城子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陈永志说，这表明这里不仅曾是经济发达的繁华城市，而且文明始终延续，历朝历代遗存堆积叠压于土城子遗址之中。
陈永志介绍，土城子遗址东西宽约1450米，南北长约2290米，分为西南中北四部分城区，城垣残高0.5至10米。春秋时期仅有西城，汉代扩建南城，魏晋时期建中城，面积最大的北城建于唐代，其中尤以中城文化遗存最为丰富。
“如此规模的城市在北方地区实属罕见。”陈永志说，土城子遗址周边墓葬出土的器物不少来自中原地区，说明历史上这里商贸来往发达，是北方边疆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
如今，站在观景台上眺望土城子遗址，已是广袤的农田。相互嵌套的西南中北四部分城区，分别种植大豆、谷子、小麦、蒜葱等农作物，以示区分。
作为新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已建成考古成果展、历史陈列展、非遗展等主题展馆，规划了7.6公里展示游线和数字展示中心、考古探索中心等设施，正打造成为老少咸宜的文化休闲空间。在文创展厅里，一行宣传语写着：“土城不土”“残墙如史书翻页”。
边域治理镌刻于“土”
在土城子遗址发现以前，黄河岸边一座史书上常提及的古城位置成谜。这座城池曾是卫青北击匈奴的重要战略要地，是称臣于隋的突厥启民可汗游牧封地，隋炀帝曾乘驾亲临。唐时，这里曾是管理漠南羁縻州的单于都护府，城内驻扎振武军。此后历代均在此设置屯兵，以治理北部边疆。
随着土城子遗址及周边墓葬考古不断发现，这座边疆重镇所在地逐渐明晰。
1997年至2014年，陈永志带领考古工作队对土城子遗址及其周边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发掘，发现大型建筑台基、房址、水井、窖藏等遗迹，在古城外发掘2755座墓葬，出土大量随葬品，包含多个历史时期遗存。
“墓葬有土坑墓、土洞墓、砖室墓、瓮棺葬等多种样式，从陪葬品和墓葬类型来看，土城子在多个历史时期形成社会阶层和城市功能分化，居住的军民不在少数。”陈永志说，结合史书有关记载对应，有充分证据能够表明土城子遗址所在地即是自古以来的北部边疆重镇，是中原王朝边疆治理体系形成建构的重要实物见证。
“土城子遗址是见证华夏北疆边域治理体系演变的‘活史书’。”和林格尔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赵强胜说，遗址所在地历经多个朝代边疆治理方式变迁，从战国到隋唐时期，边疆治理制度日益成熟，此后历朝多在此设置军城或兵站，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
多元文化植根于“土”
土城子的“土”是多民族文化沃土。土城子遗址位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错带，出土的大量文物见证了“胡服骑射”“鲜卑南迁”等民族融合佳话。
1986年，遗址东侧墓葬区出土的刻有“耳铸公剑”四字的青铜剑尤为珍贵。陈永志介绍：“经考古学家李学勤考证认定，‘耳’指的是重耳，此剑可能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所用之剑。”据《史记·晋世家》记载，重耳曾在其母属国狄国流亡十二年，而狄族当时正活跃在土城子遗址一带。陈永志说：“结合大量春秋时期晋文化墓葬器物在此出土，可见当时狄族受晋国影响之深。”
战国时期，北狄被赵国吞并，赵武灵王借鉴北方游牧民族衣短袖窄适合骑射的特点推行“胡服骑射”改革，这一政策在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土城子遗址出土的腰间带钩样式各异，既有适用长袍的，也有适用短袍的。”土城子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李强表示，土城子周边近半墓葬均有带钩出土，是“胡服骑射”民族融合佳话的重要实证。
此外，遗址出土的一件房檐构件瓦当上浮雕着两个赤膊小儿角抵的激烈场面，生动再现了当时的文化生活。陈永志解读道：“瓦当出现游牧民族的角抵场景，说明当时不同部族从生活方式到文化认同的多方位融合。”他介绍，北魏鲜卑民族迁徙至阴山一带后，与农耕文化充分交融，定居建都盛乐，这是鲜卑族融入中原地区生产方式和文化体系的体现。
“土城子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既有体现游牧民族文化的鸟兽狩猎纹饰，也有农耕民族的花草、云龙纹。”李强认为，这充分体现了华夏大地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生动展现中华文明植根于多民族文化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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