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迎十九大文脉颂中华】品读北宋文化：国之瑰宝天圣针灸铜人

2017-9-29 14:46:12 来源：开封网-开封日报

核心提示：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十月，在国都汴京城，翰林医官院医官王惟一奉旨创制的两具针灸铜人制作完成，向朝廷进献。仁宗皇帝欢喜不已，下旨要求，一具放置在大相国寺供医界教习考课和人们瞻仰，另一具放置在皇宫供皇家和宫廷人等欣赏。

我市医务工作者在大宋中医药文化博物馆研究人体经络穴位。记者刘睿恒11月11日摄

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十月，在国都汴京城，翰林医官院医官王惟一奉旨创制的两具针灸铜人制作完成，向朝廷进献。仁宗皇帝欢喜不已，下旨要求，一具放置在大相国寺供医界教习考课和人们瞻仰，另一具放置在皇宫供皇家和宫廷人等欣赏。

可别小看这两具针灸铜人，它们的诞生，标志着世界医学发展史上又多了一项重大科技发明！它们的出现，极大提高了当时针灸医术水平，标志着传统针灸学由此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是当朝实施仁政、重视民生的一个具体体现。

1027年，由王惟一编纂的世界上第一个针灸国家标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诞生，因它完成于北宋天圣年间，故又称“天圣针经”。标准文本完成之后，分别以纸质书本式和石质碑刻式向全国颁布，成为当时针灸教育和临床取穴的规范。

针灸铜人到底是怎么做成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又是做什么用的？这些科研成果的面世有什么划时代的意义？针灸铜人的命运又经历了怎样的传世过程？在这里，就让我们一道，通过史书记载，穿越历史时空，对这些疑问进行探求。

古代史书多有记载

针灸铜人又称天圣针灸铜人，整体由青铜铸造而成，其身高和青年男子相仿，呈正面自然站立状。铜人由浇铸而成的前后身两部分组成，利用特制的插头拆卸组合，体腔内有木雕的五脏六腑，全身共标有穴位657个，穴位名称354个，所有穴位都透穿孔隙，不仅可应用于针灸教学, 还可应用于解剖学。更为奇特的是，它们还具有重要的医学实用价值，宋代每年都在医官院进行针灸医学考试，届时，将水银注入铜人体内, 将体表涂上黄蜡完全遮盖经脉穴位，应试者根据考官命题凭借经验下针，一旦准确扎中穴位, 水银就会顺着针孔从穴位中流出，医学史书把这一奇特的现象称为“针入而汞出”。针灸铜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铸造的针习教学用具，从铸造成功之日起，就被视为国宝，周边国家也将其视为稀世之物屡屡觊觎。

关于北宋针灸铜人，宋人李焘在他编纂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是这样记述的：“天圣五年十月壬辰，医官院上所铸腧穴铜人式二，诏一置医官院，一置大相国寺。先是，上以针砭之法，传述不同，腧穴稍差，或害人命。遂令医官王惟一考明堂气穴经络之会，铸铜人式。又纂集旧闻，订正讹谬，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至是，上之。因命翰林学士夏竦撰序，摹印颁行。”夏竦在其序言中这样写道：针灸铜人“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可“使观者烂然而有第，疑者涣然而冰释”。从以上记述我们可以看出，仁宗皇帝基于当时针灸之法缺乏规范，混乱无章，贻害人命，专门下诏命王惟一考证经络腧穴，创制针灸铜人。这里，史书记述得很简要，主要突出帝王宋仁宗的功绩。其实，作为宋代著名医学家，王惟一对于针灸铜人的发明创造当居首功。

王惟一（987年—1067年），又名王惟德，北宋医学家，翰林医官院医官，精于针灸学的实践和研究，是我国古代针灸学“三圣”之一。王惟一生活的宋代，针灸学非常盛行，但由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当时传下来的针灸学古籍漏误错讹很多，用以指导临床时，往往出现不应有的差错事故。根据这些情况，身为医官的王惟一，产生了统一针灸学的念头，于是上书皇帝，请求编绘规范的针灸图经，铸造标有十二经络循行路线及腧穴的铜人，以统一针灸诸家之说。此举正好迎合了少年皇帝宋仁宗的意愿。早在仁宗登基初年，他就说过：“针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谬，以利济民。”于是，仁宗及时下诏，命王惟一尽快办理。王惟一接旨后，马不停蹄地收集针灸学的各种资料，纠正错讹，订正谬误，于1027年编纂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册。书中把354个穴位，按十二经络联系起来，注有穴位名称，绘制成图。《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图样完整，内容丰富，医者按照图示可查找到所需用的穴位，按照穴位可查到所能治疗的病症，是我国古代针灸典籍中一部很有价值的针灸学专著，形式略与近代《图解》相似。书中详述各个针灸穴位间的距离长短、针刺的深浅尺度以及主治病症和功效等。上卷主要论述14经（心、肝、脾、肺、肾、胃、胆、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心包络、任脉、督脉）的经络循行、主治及经穴。中、下卷分别按照头、颈、躯干、四肢的顺序，详述每一经穴。此书宋史《艺文志》中有清楚记载。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编成后，王惟一又专注于依此创制针灸铜人。他钻研设计出针灸铜人的各项技术标准，在塑胚、制模以至铸造的整个过程中，都和工匠们在一起，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终于完成了针灸铜人的创制。此铜人由青铜铸成，身高和青年男子相仿。头部有头发及发冠，上半身裸露，下身有短裤及腰带，体形为正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据《齐东野语》记载，针灸铜人“以精铜为之，脏腑无一不具，其外腧穴，则金书穴名于旁，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可见，这两具针灸铜人是十分精致的，它们是中国针灸医学教学最早最实用的珍贵教学模型。平时，它们发挥着穴位规范化的作用，教学时，它们是学习针灸的学生学习针灸经络穴位的依据。为了方便从医者和百姓了解学习针灸学知识，王惟一还按照宋仁宗的示意，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制成石碑，立于大相国寺仁济殿廊下，供人们观瞻。尽管图经、铜人、石碑三者表达方式各不相同，但内容完全统一。王惟一开拓了医学模型的先河，极大地推动了针灸学的规范统一和发展进步。因为针灸铜人发明于北宋天圣年间，所以历代医家都称其为“天圣铜人”。

时至今日，医学家王惟一发明创造的北宋针灸铜人仍然闪耀着智慧和科学的光芒，其价值丝毫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减退。

横空出世价值非凡

谈及针灸铜人的价值，可以说是多方面的。

首先，北宋针灸铜人具有重大的医学价值。从当时的社会需求角度来说，它们统一和规范了针灸学说，推动了医疗技术的普及和提高。北宋到了仁宗初年，虽然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局面，但受医学发展水平所限，各种病症屡屡不治，各种疫情时有流行，无数百姓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人们面对病灾无能为力。当时，不要说一般百姓，就连皇室人员也没有安全的医疗保障。宋仁宗共有兄弟6人，5个哥哥都先后因病而亡，年龄最大的也没有活过11岁。面对这种形势，当政者忧心忡忡，竭尽全力想改变局面。仁宗继承皇位后，重视医学的推广和提高，下诏命王惟一编纂针灸图经和创制针灸铜人，就是典型的例证。正因为如此，针灸铜人的问世，解决了当时针灸医学学无所依、医无所据的问题，减少了行医当中的差错和谬误。在此基础上，当政者每年都在医官院进行针灸医学考试，大力倡导以针灸铜人为范体，广泛普及针灸学知识，大量培养针灸学医生，使针灸这门传统医术发扬光大。

从对后世的影响来说，北宋针灸铜人对其后的针灸学发展起到了奠定根基、确定方向、拓展路径的作用。北宋针灸铜人集宋代以前腧穴经络之精华，使之形象化、规范化，并确定为国家级标准，成为此后医者临床治疗选取腧穴的依据。《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北宋针灸铜人对宋以前的针刺法、灸法、配穴法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发明了“男女右手中指第二节内侧两横纹相去为一寸”的“同身法”；腧穴方面，在《针灸甲乙经》基础上增加了三个双穴和两个单穴；在腧穴排列方法上，采用经络与局部分区相结合，既可使人系统了解经络，又便于临床按部位取穴，至今仍为针灸医者所遵从。

由于北宋针灸铜人体内的脏腑器官雕刻得栩栩如生，铜人不仅可用于针灸教学，还可用于解剖教学，这比西方的解剖医学早了近800年。因为有了北宋针灸铜人，针灸学的相关理论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例证，经络、腧穴的位置和名称的相对固定，避免了针灸学传承中的错讹疏漏，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和实践的技术标准，为后人研习、使用、发展针灸科学提供了坚实和准确的依据。实践证明，北宋针灸铜人提供的标准和依据，确实大大推动了针灸医术的发展创新。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更加重视针灸医学的发扬光大。例如，中国医疗队在非洲利用针灸技术为当地人开展医疗服务，治愈了大量病人和罕见的疑难病症，其神奇疗效深受推崇。我国医疗工作者以王惟一的医学理论为基础，在上世纪60年代发明了针灸麻醉技术，把针灸医术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然，在平时的针灸医疗实践中，医务工作者利用王惟一传承和发展的祖国针灸医术治愈各种疑难杂症的事例更是数不胜数。

其次，北宋针灸铜人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针灸学科无疑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针灸学崇尚天人合一，讲求阴阳相辅相成，遵从人体的自然构成，顺应人体气血的循环往复，着眼于对人体的治养兼顾，祛邪扶正，除患治病，有着深刻的内在哲理。集针灸学之大成的北宋针灸铜人充分体现了上述特征，这些特征，无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针灸铜人是我国传统医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

说北宋针灸铜人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还在于它们体现了那个时期的政治和人文生态。针灸铜人是当时最高的医学成果，与此同时，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等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都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还有农业技术、冶炼技术、纺织技术、天文历算等一大批自然科学方面的发明、发现和创造，都集中说明了当时科学的极大进步。针灸铜人的诞生，填补了当时医学界的一大空白，为我国传统医学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再次，北宋针灸铜人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北宋针灸铜人是针灸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们的耀眼光芒，足以使后人崇敬和自豪。北宋末年，宋金战争时期，金人曾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条件，由此可见针灸铜人的重要性。它们反映了当时当政者重视民生、珍视生命的国策，值得今人继承和发扬。北宋针灸铜人是在当时政治相对清明、文化相当繁荣、经济比较发达、科技空前进步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也就不会有针灸铜人的问世。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针灸铜人具有深刻政治文化内涵。即便在当今的社会中，针灸铜人仍然能够源源不断地发挥出无尽的正能量，从而造福于社会、造福于百姓。

历经乱世命途多舛

北宋针灸铜人诞生于盛世，却在乱世中经历了悲惨的命运。1127年，两具针灸铜人问世整整100年时，金人攻陷了北宋京城，陈列于大相国寺和皇宫内的两具针灸铜人遭到不测。关于它们的下落有三种传说：第一种说法是，北宋京城陷落之际，人们偷偷把大相国寺内的针灸铜人转运出城，辗转到了襄阳，后来献给了南宋朝廷。南宋灭亡时，这具针灸铜人落入元朝皇宫。第二种说法是，大相国寺僧人见金人攻占了京城，悄悄把寺内的针灸铜人隐藏起来，后又深埋地下，其后再无音信。而陈列于北宋皇宫的另一具针灸铜人，据说被当时破城的金人掠往金国，金国灭亡后，这具针灸铜人为元朝统治者所有。第三种说法是，北宋末年靖康之乱时，在汴京的两具铜人相继流落到民间，其中一具从此即告失踪，另一具则颠沛流离，几经易手，曾作为南宋献给元朝的贡品。据《元史·阿尼哥传》记载，元政府曾于元中统年间（1260年—1263年）请尼泊尔著名工匠阿尼哥修整过此铜人。至元二年（1265年）完工，“周身腧穴脉络悉具，注以水，关窍毕达”。1277年—1294年，元朝人又把陈列于东京城内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运往元大都（今北京市）。

不论哪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同时也不难推断出，元朝统治者很可能获得了一具北宋针灸铜人。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元朝统治者占有的这具天圣铜人，到明朝正统年间，已经存世400多年了，明英宗因其“错暗而难辨”，下令仿造新的针灸铜人。明正统八年（1443年），制造出了“明正统仿宋天圣针灸铜人”（简称明正统铜人）。随后，这具铜人一直珍藏于明、清太医院中。但该铜人重制完成后，原有的北宋天圣针灸铜人却下落不明。据《太医院针灸铜像沿革考略》记载：“明末流寇之乱，京师官署，悉遭寇扰，太医院之铜人像亦被毁伤头部。顺治中修复之。”有资料记载，清光绪26年（1900年）“庚子之乱”时，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明正统铜人被俄军劫去，现存于圣彼得堡艾米塔吉博物馆。此外，明嘉靖年间，针灸学家高武也曾经分别铸造过男、女、儿童形状的针灸铜人各一具。

现在，国内一些地方收藏有不同时期的针灸铜人。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具明代针灸铜人，高89厘米，男童形状。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收藏一具，系女性形状，高46厘米，实心，表面有经络腧穴。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一具，高178厘米，是晚清时期制造的。南京医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合作，于1978年研制的仿宋针灸铜人，是用青铜冶炼浇铸而成，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打开后可见浮雕式脏器器官，闭合后则全身浑然一体，高172.5厘米，重210千克，现存于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

值得庆幸的是，1965年、1973年、1983年，北京市在拆除明代城墙的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北宋《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六方及石雕碑檐仿木结构斗拱残石一段，立即为针灸学界所瞩目，也为北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再现提供了依据。

经过对北宋天圣针灸铜人的详细考证，在专家的精心指导下，经过3年的整理设计、论证修改、塑形定穴、铸造调试，由开封市卫生局、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开封市分会、河南省雕塑艺术创作室、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铸造实验室等单位联合研制的“天圣针灸铜人”于1987年铸造成功。它的问世，使得北宋先贤发明创造出的科学成果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传承和发扬。重铸的北宋天圣针灸铜人从造型到尺寸、从结构到功能、从经络到腧穴、从穴名字形到铸铜配方等，均符合史料对北宋天圣针灸铜人的记载。在1987年10月27日举行的“天圣针灸铜人”鉴定会上，专家一直认为，“重铸的宋代天圣针灸铜人，造型符合宋代的风格，骨度、经脉、腧穴标定准确，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同年10月28日，在大相国寺举行了隆重的“宋代天圣针灸铜人馆”开馆仪式，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管理局局长的胡熙明以及河南省人民政府、开封市人民政府领导到场剪彩揭幕，《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2006年，针灸铜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之瑰宝遗憾尚存

针灸作为中国独有的医学疗法，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用智慧揣摩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治病方式，特点是不靠吃药，只在病人身体的某个部位用针刺入，或用火的温热刺激烧灼局部，通过刺激穴位和经络达到治病救命的目的。前一种称作“针法”，后一种称作“灸法”，统称“针灸疗法”。根据古代医学经络学说，经络遍布人体各个部位，有运送全身气血，沟通身体上下、内外之功能。穴位则是经络系统的控制机关，刺激穴位可以起调节经络系统作用。作为中医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针灸术，发展到汉晋时逐渐完备，开始用图形表示针灸穴位。但历史进入到五代十国战乱年代，有关针灸学的古籍书简错讹甚多，用以指导临床实践时，往往出现不应有的差错事故。为了减少天下百姓的病痛，挽救无数个濒临死亡的生命，翰林医官院医官王惟一创制的针灸铜人，无疑成为大众的又一根“救命稻草”，功莫大焉。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特别是中日学者对北宋天圣针灸铜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图重新找到这一珍贵的针灸铜人。最初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一具针灸铜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这具铜人是从中国运过去的，但铸造年代不详。而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中日学者认为这具铜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宋代铜人。于是，这具铜人的地位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认为是“中国传来的至宝”“经穴研究者独一无二之圭臬”，因而这具铜人被日本学者用作经穴定位的重要标注和参考资料，甚至作为解决古今文献分歧的“仲裁者”。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项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但是，纵观我国宋代发展史的诸多研究资料，对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成就还研究不够。作为后人，我们在惊叹针灸铜人的神奇妙用、感恩王惟一丰功伟绩的同时，却不知道如何将他发明创制针灸铜人的过程呈现给世人。前不久，我市作者彭耀祥、于根兴历时3年，联手创作完成的56回长篇历史小说《北宋国宝——针灸铜人传奇》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这是民间力量首次以小说形式对有关针灸铜人的传说进行挖掘创作。该小说以曲折离奇的细节和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艺术地演绎了与针灸铜人相关的那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传奇。其中既记述有当朝皇帝心系百姓决策的心路历程，也揭露了宫廷内部奸佞之徒内外勾结、百般阻挠的恶迹，更展示了王惟一舍生忘死、知难奋进的博大情怀，是一部集中展现北宋时期社会风情的画卷，也是我们纪念医学先人王惟一的一种方式。有关王惟一的更多史料，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挖掘，他为了我国的医学事业、怀着为大众和子孙后代造福的抱负而钻研医学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尤其是当今的医务工作者学习。

针灸铜人等北宋国宝，对于开封而言是难得的宝中之宝，但由于多种原因，它们的功能至今没有引起大家足够重视，更没有被人们充分利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作为今人尤其是开封的医务工作者，应该更加充分认识这些国宝所蕴藏的重大医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从而加以研究和利用。可以成立一个北宋天圣针灸铜人研究会之类的学术研究机构，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和对北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宣传展示，使得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从而发挥其实用功能和宣传教育作用。也可以围绕北宋天圣针灸铜人开展一些文化活动，作为戏曲、美术素材进行创作，或在我市的广场、公园塑造一座大型的北宋天圣针灸铜人雕像，开发北宋针灸铜人旅游纪念品等。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好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不但能造福当今社会，同时也肯定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福音。

扫一扫加入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