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生存”时代到来 官员如何适应？
更新时间：2010-5-27 9:46:19 来源：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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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官员恐惧的事件不胜枚举，网络高速、及时、广泛的传播效应，尤其是对诸如“疫苗事件”、“喝凉水事件”等有关“官”与“民”之间关系发生偏差的事件热切关注的属性，使得一些官员对网络很恐惧，有的则是爱恨交加。
不可否认，我国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已越来越身不由己地置身于浩瀚的网络监督中。那么，该怎样培养官员适应“网络化生存”？
原因剖析：网络已成为解读现实社会的重要“索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从表面上看，官员惧怕的是互联网络，但从本质上来说，官员惧怕的是互联网络背后的权利与权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什么是官员“网络恐惧”症？我认为“网络恐惧”可能不仅仅是不适应，而应当是对网络的害怕和躲避的心理现象。从网络热点事件来看，当前官员“网络恐惧”症状不同，“病理”也不同，大多是因为自身有问题，被网络这个“放大镜”照了出来，也有因为网友的偏见而让人“被动”恐惧的。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范玉刚：随着我国传媒业特别是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我们已进入新媒体引导下的“泛在时代”。“泛在时代”的传播特点往往是点对点或一点对多点的传播方式，具有网状和弥散性特点，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和无序性，传播速度呈“爆炸”式，极易迅速产生集聚与放大效应，形成网民情绪高密度的舆论场，这已然改变了中国的舆论生态。网络成为民意民情的重要表达路径和方式，也成为解读现实社会的重要“索引”。新的文化公共空间的建构还有利于推动社会积极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人人都被置身网络监督之下，也有利于培育公民道德的自觉和洁身自好。
对于林林总总的互联网现象，把它看作与现实无关的虚拟空间，或是现实危机的来源皆不可取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秦露：互联网带来了信息化社会，同时也带来了两股看似相互矛盾的浪潮：一股是全球化浪潮，它似乎要抹平一切差异，使世界变得同质化、扁平化；但另一方面，被全球化浪潮所裹挟和吞没的每个人、群体、乃至于民族国家又面临着失去自我的焦虑，不甘于这样的结果，于是开始拼命寻找新的自我身份的认同：“我”是谁？“我们”又是谁？是这种寻找自我的愿望幻化为各种形式并成为现在的热门话题，比如知识产权、隐私权、国家利益、公平正义等等，以多元化的价值与声音表达出来，并失去了判断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只有同时看到价值全球化与身份认同碎片化的并存，看到两者此消彼长、相互渗透所形成的社会与价值地貌，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个时代。
因此，对于林林总总的互联网现象，把它看作与现实无关的虚拟空间，或是现实危机的来源皆不可取，互联网不过是现实社会与公众心理的延伸、拓展、承载与反映。只有社会为人们提供了足以安身立命的建设性的正面价值，互联网才不会成为单纯的破坏性与否定性价值的载体；只有社会的现实机制理顺了，人们拥有了正常的问题反映与解决途径，互联网才不会成为赌博般吸引眼球的话题引爆点；只有现实中的法律规范有效延伸与适用于互联网，每个人才会在互联网上如同生活中一般检点和规范自己的言行。
对策建议
“触媒”时代是走向善治的契机
岳阳市委党校陈传伟、李少华：网络是现实的影子，社会转型期，矛盾复杂多发，网民对财富和权力分配问题敏感，必然会通过网络发泄。在群众关心的问题上，建立网络舆情收集民智、民意，使公众的意愿通过合法渠道转化为国家意志，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在涉及群众利益、公共权力的使用、社会良俗维护等问题上，要具备政治敏锐性，做到未雨绸缪，防止使“案件变成事件”。
网络民意并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网络表达与政府监管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及共同合作的可能，网民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大量可以共建却未共建与共治的领域。以公共治理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有助于社会的互动与和谐，培养网民参与社会管理，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网络时代带来的并不是洪水猛兽，或许是走向善治的一个契机。
隐私权一旦与权力挂钩就必须接受社会监督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每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隐私权，这是现代文明国家的一个常规。但官员同公众不一样，隐私权的边界也不一样。官员本身在现代文明社会是一个公众人物，因为他握有公共权力。按照现代政府运作的规则，公共权力必须公开透明，目的就是要防止公权私用，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物质上或心理上的好处。作为官员，他的隐私权一旦与权力挂钩，就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把自己的行为摊在阳光下。在国外，隐私权是严格限定在个体的范围内，一旦超过这个范围，与公众利益和权利相联系，都必须公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家没有隐私权。他获得权力的一个基本途径就是做一个“透明人”，公众可以随时随地对其行为进行监督，进行评说。
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网络沟通平台
《瞭望新闻周刊》李松：专家认为，我国社会舆论的生态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组织部门有必要培训官员适应“网络化生存”，更应把网络优势充分利用起来，在官方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网络沟通平台，进一步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目前不少官员遇到网上负面信息，往往手足无措，更多选择回避或失语。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些官员没有意识到网络回应的责任，所以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二是组织上对于网络回应尚无清晰规则，有些官员不敢说话，怕说错话，怕组织追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李成言：各级组织部门应重视加强对各级官员处理公共突发事件和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培训。要培养官员学会冷静面对，让他们学会运用形象、生动、简洁的网络语言与网民交流，以普通身份与网民平等互动。
官员更应该有自我监控意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这个“曝光时代”，不管是明星也好，官员也好，还是普通百姓也好，我们每个人应该何以自处？应该认识到，任何人都有缺点，但是在网络时代，这个缺点就会被放大，而我们每个人的所做作为看起来是个体行为，实际上却是时时刻刻被置于各种摄像机的监督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公民应该谨言慎行，提高对自身言语举止、道德规范的要求，尤其是对官员，更应该有这种自我监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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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官员恐惧的事件不胜枚举，网络高速、及时、广泛的传播效应，尤其是对诸如“疫苗事件”、“喝凉水事件”等有关“官”与“民”之间关系发生偏差的事件热切关注的属性，使得一些官员对网络很恐惧，有的则是爱恨交加。
不可否认，我国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已越来越身不由己地置身于浩瀚的网络监督中。那么，该怎样培养官员适应“网络化生存”？
原因剖析：网络已成为解读现实社会的重要“索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从表面上看，官员惧怕的是互联网络，但从本质上来说，官员惧怕的是互联网络背后的权利与权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什么是官员“网络恐惧”症？我认为“网络恐惧”可能不仅仅是不适应，而应当是对网络的害怕和躲避的心理现象。从网络热点事件来看，当前官员“网络恐惧”症状不同，“病理”也不同，大多是因为自身有问题，被网络这个“放大镜”照了出来，也有因为网友的偏见而让人“被动”恐惧的。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范玉刚：随着我国传媒业特别是网络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我们已进入新媒体引导下的“泛在时代”。“泛在时代”的传播特点往往是点对点或一点对多点的传播方式，具有网状和弥散性特点，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和无序性，传播速度呈“爆炸”式，极易迅速产生集聚与放大效应，形成网民情绪高密度的舆论场，这已然改变了中国的舆论生态。网络成为民意民情的重要表达路径和方式，也成为解读现实社会的重要“索引”。新的文化公共空间的建构还有利于推动社会积极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人人都被置身网络监督之下，也有利于培育公民道德的自觉和洁身自好。
对于林林总总的互联网现象，把它看作与现实无关的虚拟空间，或是现实危机的来源皆不可取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秦露：互联网带来了信息化社会，同时也带来了两股看似相互矛盾的浪潮：一股是全球化浪潮，它似乎要抹平一切差异，使世界变得同质化、扁平化；但另一方面，被全球化浪潮所裹挟和吞没的每个人、群体、乃至于民族国家又面临着失去自我的焦虑，不甘于这样的结果，于是开始拼命寻找新的自我身份的认同：“我”是谁？“我们”又是谁？是这种寻找自我的愿望幻化为各种形式并成为现在的热门话题，比如知识产权、隐私权、国家利益、公平正义等等，以多元化的价值与声音表达出来，并失去了判断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只有同时看到价值全球化与身份认同碎片化的并存，看到两者此消彼长、相互渗透所形成的社会与价值地貌，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个时代。
因此，对于林林总总的互联网现象，把它看作与现实无关的虚拟空间，或是现实危机的来源皆不可取，互联网不过是现实社会与公众心理的延伸、拓展、承载与反映。只有社会为人们提供了足以安身立命的建设性的正面价值，互联网才不会成为单纯的破坏性与否定性价值的载体；只有社会的现实机制理顺了，人们拥有了正常的问题反映与解决途径，互联网才不会成为赌博般吸引眼球的话题引爆点；只有现实中的法律规范有效延伸与适用于互联网，每个人才会在互联网上如同生活中一般检点和规范自己的言行。
对策建议
“触媒”时代是走向善治的契机
岳阳市委党校陈传伟、李少华：网络是现实的影子，社会转型期，矛盾复杂多发，网民对财富和权力分配问题敏感，必然会通过网络发泄。在群众关心的问题上，建立网络舆情收集民智、民意，使公众的意愿通过合法渠道转化为国家意志，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在涉及群众利益、公共权力的使用、社会良俗维护等问题上，要具备政治敏锐性，做到未雨绸缪，防止使“案件变成事件”。
网络民意并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网络表达与政府监管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及共同合作的可能，网民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大量可以共建却未共建与共治的领域。以公共治理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有助于社会的互动与和谐，培养网民参与社会管理，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网络时代带来的并不是洪水猛兽，或许是走向善治的一个契机。
隐私权一旦与权力挂钩就必须接受社会监督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每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隐私权，这是现代文明国家的一个常规。但官员同公众不一样，隐私权的边界也不一样。官员本身在现代文明社会是一个公众人物，因为他握有公共权力。按照现代政府运作的规则，公共权力必须公开透明，目的就是要防止公权私用，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物质上或心理上的好处。作为官员，他的隐私权一旦与权力挂钩，就必须接受社会的监督，把自己的行为摊在阳光下。在国外，隐私权是严格限定在个体的范围内，一旦超过这个范围，与公众利益和权利相联系，都必须公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家没有隐私权。他获得权力的一个基本途径就是做一个“透明人”，公众可以随时随地对其行为进行监督，进行评说。
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网络沟通平台
《瞭望新闻周刊》李松：专家认为，我国社会舆论的生态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组织部门有必要培训官员适应“网络化生存”，更应把网络优势充分利用起来，在官方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网络沟通平台，进一步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
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目前不少官员遇到网上负面信息，往往手足无措，更多选择回避或失语。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些官员没有意识到网络回应的责任，所以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二是组织上对于网络回应尚无清晰规则，有些官员不敢说话，怕说错话，怕组织追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李成言：各级组织部门应重视加强对各级官员处理公共突发事件和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培训。要培养官员学会冷静面对，让他们学会运用形象、生动、简洁的网络语言与网民交流，以普通身份与网民平等互动。
官员更应该有自我监控意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这个“曝光时代”，不管是明星也好，官员也好，还是普通百姓也好，我们每个人应该何以自处？应该认识到，任何人都有缺点，但是在网络时代，这个缺点就会被放大，而我们每个人的所做作为看起来是个体行为，实际上却是时时刻刻被置于各种摄像机的监督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公民应该谨言慎行，提高对自身言语举止、道德规范的要求，尤其是对官员，更应该有这种自我监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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