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救援人眼中的极限、风险与救援
更新时间：2020-5-21 9:14:23 来源：新华社CNML文字
体育频道
张家界女翼装飞行员失事的消息，王旭东一直在关注。固然因为各种新闻APP的推送，更是他身为绿舟救援队成员的本能。
“非常遗憾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翼装飞行一旦出事可能就是大事。”手机那头他的声音，带着职业的冷静和客观。“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的意义。”
两年前亲身经历过泰国少年足球队的“世纪救援”，王旭东很明白，险情往往来得猝不及防，有时需要总结原因，有时就是没有原因。身为一个热爱户外运动的救援者，他依然强烈地赞美探险精神，只是强调一定要准备充分，将救援前置。
（小标题）极限不是问题 超出才是
12日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取景拍摄纪录片时，两名翼装飞行员中的一名女性在飞行路线偏离后失联。多支救援队持续搜救后，18日接到当地村民报告，在玉壶峰北侧下方一处密林内发现一具遗体，后确认为失联者。
根据相关部门通报，遗体发现地点海拔高度约900米，距其在空中直升机上起跳的位置垂直落差约1600米。经后期确认，她的降落伞包未打开。
曾在天门山飞过的翼装高手盛广强此前接受采访时谈到，女飞行员本来进行的是高空翼装飞行，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没能在900米以上的安全高度开伞，从而飞入了自己并不擅长的低空领域。
未能开伞的原因尚不清楚。从救援的角度，王旭东表示，这次事发后6天就找到失踪者，搜救时间已短到让他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山岳搜救最关键也最困难的就是对失踪者的定位。在此次事件中，失踪者从高空跳下后失联，需要搜索的范围非常大。”失踪者并未携带通信设备，无法利用定位系统直接获得准确位置，增加了搜索的范围和难度，等于“盲搜”。
而山区地形复杂、植被茂密，独有的小气候又容易形成雾气、降水等，影响飞机飞行和能见度，因此无论是飞行器在空中排查，还是地面人工搜索，都受到极大限制。
事故令人唏嘘，包括“国内翼装飞行第一人”徐凯在内，圈内多人发文悼念又一个爱好者的离去，舆论也再次聚焦这项极限运动。
尽管有很多次救援的对象就是类似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但王旭东和他的绿舟同伴一致认为，极限运动带有很强的挑战性、观赏性甚至高科技性，体现了人类认知世界、超越自我的勇气。“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能做的就是准备充分、量力而行、懂得放弃。”
翼装界也很反对称这项活动“死亡游戏”的说法。早在2017年，徐凯就说过，他看过太多付出生命的案例是“太着急”造成的。“如果你只是想满足飞行的梦想或体验这种自由飞翔的乐趣，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你没有必要去做超出自己极限范围的尝试。”
（小标题）救援不是大片 拒绝心跳
翼装飞行惊险刺激，但救援要稳，拒绝心跳——就如同两年前那场“世纪救援”。
两年前，一支泰国少年足球队在清莱府一处洞穴探险时，因暴雨积水被困，在全球近千名救援高手的努力下，18天后平安脱险。王旭东所在的绿舟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当时派出5人赴泰。
获救的12名少年成为明星人物，这场全球瞩目的大事件被拍成了大片，而曾短暂曝光于聚光灯下的救援英雄们，生活早就回归了鸡毛蒜皮。
绿舟队员们清楚，轰轰烈烈、奇迹反转，那是大片。真实的救援，“枯燥，非常枯燥”。
泰国那回，是“百年一遇”的极端情况。洞穴狭窄曲折，不见天日，多处洞道被水淹没，救援难度极大，因此汇聚了世界顶级的洞潜专家。绿舟救援队曾试图在洞穴上方的山上寻找支洞，把水平搜索变成垂直搜索，以解决洞内潜水困难。但更多时候，是在收集信息、研究图纸和无穷无尽地等待。
尽管最终的救援方案还是选择了洞潜，不过有天晨会时，在例行的泰国国歌后突然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那一刻，“还是有点小骄傲的。”队长王林说。
三千公里之外，绿舟秘书长董萍则带领一支20人的队伍在京轮班坚守，“前方起码半小时回传一次信息，后方24小时随时提供各种后援支持。”世人眼前的惊心动魄，由背后一件又一件烦琐的工作堆积。
“世纪救援”尚且如此，日常救援更不用说。
最常见的救援和这次张家界天门山救援一样——找人。寻找迷路“驴友”，有点像警察拉网排查，得把可能的路线一一用脚量过。绿舟队员王波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对救援充满幻想的青年满腔热血地跑来当志愿者，然后被“走啊走”浇个透心凉，最后再悄无声息地离去。
啼笑皆非的例子也有。有次在百花山，王旭东和迷路者隔着山谷吆喝，对方表示自己筋疲力尽，一会儿得抬着才能下去。结果碰面之后，“包都不用我背，浑身使不完的劲。之前就是吓得，如果他能冷静一点，可能都不需要我去”。
即使遇到真正危险的场景，热血上头的“大片式”救援也不是正确姿势。救援虽然涉险，但不能冒险。“别看大片，这和现实没什么关系。”王旭东说，“我们定的方案一般是非常保守的，但安全。”
要说不刺激也不全对，毕竟救援经常见尸体。“也会害怕的。要说怎么能平静，说白了就是见多了，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整个救援。”队员杜连洋表示自己不是天生胆肥。
公认胆大的是王旭东。部队大院里长大，从小就想当兵，进行过各种自我训练，包括“晚上独自无照明上山进个坟地”。进入救援领域后，有机会他会去医院急诊抢救室观摩，既提高急救水平，也算心理锻炼。
要胆大，还得“心硬”,尤其是遇险者家属在旁边哭的时候。王旭东的经验是：“要冷静，甚至冷淡。太动情，就会失去对风险的客观评估——你会冒险，你的队员会冒险。”
而救援的第一原则就是救人者要先保证自身安全，冒险是大忌。
（小标题）救援不是目的 无险才是
几年前在广东，一个孩子在河边洗手时不慎滑入水中，家人着急下水救人，结果酿成了七人遇难的惨剧。全家唯一会游泳的舅舅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不是说会游泳才可以救援，即使不会，也可以递棍、抛东西，但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王旭东感慨，如果当事者有救援的基本知识，或许悲剧可以避免。
这也是绿舟积极开展防减灾培训、努力实现“救援前置”的原因——救援的最高境界，是无险可救。
在王波眼里，救人只是一个动作，而救援是个体系，包括能力建设和风险评估。“没有经过培训的救人动作，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
相比技能，普通人更欠缺的是风险意识。有一年北京昌平马刨泉有人溺亡，绿舟前去打捞，第二天早上才找到溺亡者。那里是挂着牌子明令禁止野泳的，但队员们还在把尸体往上捞着，旁边又有人下水了。
这一幕让王波至今耿耿于怀。“他们的内心独白可能是，我不会那么倒霉。但老话常说，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
正因如此，对泰国足球队获救后明星般的待遇，绿舟也觉得值得商榷。清莱的那处山洞，入口写着“雨季禁止进入”。“这种英雄般的待遇，可能反而是一个错误引导，因为从救援者的角度看，事件本身并不值得提倡。”董萍说。
救援是免费的，但培训收费，这让绿舟实现了机构运营费用的自给自足。
在绿舟，绝大多数成员是不拿报酬的志愿者，早期参与救援甚至是自掏腰包贴钱。绿舟的很多老人，都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赴灾区做过志愿者。灾难无情人有情，那场大地震带动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一年也成为中国民间救援元年。
从2008年起，做民间救援，志愿是基础。真的愿意，才能坚持。
于个人而言，能坚持到现在，王旭东是“自己喜欢，家人也不反对”，杜连洋理解为“责任和事业”，王波想到了“马斯洛需求理论”。各有各的道理，有险情的时候，上就是了。
汶川地震十年后，国务院设立了应急管理部；属地救援机制逐步建立；消防扩大了职能范围，开始被叫作“综合性消防救援”。在王波眼里，“这都是我们国家迈向救援新高度的标志”。
但民间救援仍在发挥力量，与消防救援互为补充。此次参与搜救翼装女飞行员的也有诸如蓝天救援等多支民间救援队。
回到这次翼装飞行事故，王波代表大家“澄清”：“有安全意识不代表因噎废食。如果没有探险精神，就没有我们这帮人。”
国际野外医学协会野外第一响应人、国际搜救教练联盟岸际救援证书、RQ3技术绳索救援证书、开放水域进阶潜水员……厚厚的一摞证书，黝黑发亮的皮肤，都能说明王旭东对户外和探险的热情。
探洞、爬山、潜水，年近半百的王旭东都热爱。他说，极限运动传入中国比较晚，“如果再年轻20岁，我也很有可能去尝试翼装飞行”。
但另一方面，绿舟救援队建议户外爱好者，要有充分预案和准备，尽量团体行动，不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毕竟，命只有一条，安全永远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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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女翼装飞行员失事的消息，王旭东一直在关注。固然因为各种新闻APP的推送，更是他身为绿舟救援队成员的本能。
“非常遗憾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翼装飞行一旦出事可能就是大事。”手机那头他的声音，带着职业的冷静和客观。“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的意义。”
两年前亲身经历过泰国少年足球队的“世纪救援”，王旭东很明白，险情往往来得猝不及防，有时需要总结原因，有时就是没有原因。身为一个热爱户外运动的救援者，他依然强烈地赞美探险精神，只是强调一定要准备充分，将救援前置。
（小标题）极限不是问题 超出才是
12日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取景拍摄纪录片时，两名翼装飞行员中的一名女性在飞行路线偏离后失联。多支救援队持续搜救后，18日接到当地村民报告，在玉壶峰北侧下方一处密林内发现一具遗体，后确认为失联者。
根据相关部门通报，遗体发现地点海拔高度约900米，距其在空中直升机上起跳的位置垂直落差约1600米。经后期确认，她的降落伞包未打开。
曾在天门山飞过的翼装高手盛广强此前接受采访时谈到，女飞行员本来进行的是高空翼装飞行，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没能在900米以上的安全高度开伞，从而飞入了自己并不擅长的低空领域。
未能开伞的原因尚不清楚。从救援的角度，王旭东表示，这次事发后6天就找到失踪者，搜救时间已短到让他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山岳搜救最关键也最困难的就是对失踪者的定位。在此次事件中，失踪者从高空跳下后失联，需要搜索的范围非常大。”失踪者并未携带通信设备，无法利用定位系统直接获得准确位置，增加了搜索的范围和难度，等于“盲搜”。
而山区地形复杂、植被茂密，独有的小气候又容易形成雾气、降水等，影响飞机飞行和能见度，因此无论是飞行器在空中排查，还是地面人工搜索，都受到极大限制。
事故令人唏嘘，包括“国内翼装飞行第一人”徐凯在内，圈内多人发文悼念又一个爱好者的离去，舆论也再次聚焦这项极限运动。
尽管有很多次救援的对象就是类似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但王旭东和他的绿舟同伴一致认为，极限运动带有很强的挑战性、观赏性甚至高科技性，体现了人类认知世界、超越自我的勇气。“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能做的就是准备充分、量力而行、懂得放弃。”
翼装界也很反对称这项活动“死亡游戏”的说法。早在2017年，徐凯就说过，他看过太多付出生命的案例是“太着急”造成的。“如果你只是想满足飞行的梦想或体验这种自由飞翔的乐趣，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你没有必要去做超出自己极限范围的尝试。”
（小标题）救援不是大片 拒绝心跳
翼装飞行惊险刺激，但救援要稳，拒绝心跳——就如同两年前那场“世纪救援”。
两年前，一支泰国少年足球队在清莱府一处洞穴探险时，因暴雨积水被困，在全球近千名救援高手的努力下，18天后平安脱险。王旭东所在的绿舟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当时派出5人赴泰。
获救的12名少年成为明星人物，这场全球瞩目的大事件被拍成了大片，而曾短暂曝光于聚光灯下的救援英雄们，生活早就回归了鸡毛蒜皮。
绿舟队员们清楚，轰轰烈烈、奇迹反转，那是大片。真实的救援，“枯燥，非常枯燥”。
泰国那回，是“百年一遇”的极端情况。洞穴狭窄曲折，不见天日，多处洞道被水淹没，救援难度极大，因此汇聚了世界顶级的洞潜专家。绿舟救援队曾试图在洞穴上方的山上寻找支洞，把水平搜索变成垂直搜索，以解决洞内潜水困难。但更多时候，是在收集信息、研究图纸和无穷无尽地等待。
尽管最终的救援方案还是选择了洞潜，不过有天晨会时，在例行的泰国国歌后突然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那一刻，“还是有点小骄傲的。”队长王林说。
三千公里之外，绿舟秘书长董萍则带领一支20人的队伍在京轮班坚守，“前方起码半小时回传一次信息，后方24小时随时提供各种后援支持。”世人眼前的惊心动魄，由背后一件又一件烦琐的工作堆积。
“世纪救援”尚且如此，日常救援更不用说。
最常见的救援和这次张家界天门山救援一样——找人。寻找迷路“驴友”，有点像警察拉网排查，得把可能的路线一一用脚量过。绿舟队员王波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对救援充满幻想的青年满腔热血地跑来当志愿者，然后被“走啊走”浇个透心凉，最后再悄无声息地离去。
啼笑皆非的例子也有。有次在百花山，王旭东和迷路者隔着山谷吆喝，对方表示自己筋疲力尽，一会儿得抬着才能下去。结果碰面之后，“包都不用我背，浑身使不完的劲。之前就是吓得，如果他能冷静一点，可能都不需要我去”。
即使遇到真正危险的场景，热血上头的“大片式”救援也不是正确姿势。救援虽然涉险，但不能冒险。“别看大片，这和现实没什么关系。”王旭东说，“我们定的方案一般是非常保守的，但安全。”
要说不刺激也不全对，毕竟救援经常见尸体。“也会害怕的。要说怎么能平静，说白了就是见多了，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整个救援。”队员杜连洋表示自己不是天生胆肥。
公认胆大的是王旭东。部队大院里长大，从小就想当兵，进行过各种自我训练，包括“晚上独自无照明上山进个坟地”。进入救援领域后，有机会他会去医院急诊抢救室观摩，既提高急救水平，也算心理锻炼。
要胆大，还得“心硬”,尤其是遇险者家属在旁边哭的时候。王旭东的经验是：“要冷静，甚至冷淡。太动情，就会失去对风险的客观评估——你会冒险，你的队员会冒险。”
而救援的第一原则就是救人者要先保证自身安全，冒险是大忌。
（小标题）救援不是目的 无险才是
几年前在广东，一个孩子在河边洗手时不慎滑入水中，家人着急下水救人，结果酿成了七人遇难的惨剧。全家唯一会游泳的舅舅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不是说会游泳才可以救援，即使不会，也可以递棍、抛东西，但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王旭东感慨，如果当事者有救援的基本知识，或许悲剧可以避免。
这也是绿舟积极开展防减灾培训、努力实现“救援前置”的原因——救援的最高境界，是无险可救。
在王波眼里，救人只是一个动作，而救援是个体系，包括能力建设和风险评估。“没有经过培训的救人动作，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
相比技能，普通人更欠缺的是风险意识。有一年北京昌平马刨泉有人溺亡，绿舟前去打捞，第二天早上才找到溺亡者。那里是挂着牌子明令禁止野泳的，但队员们还在把尸体往上捞着，旁边又有人下水了。
这一幕让王波至今耿耿于怀。“他们的内心独白可能是，我不会那么倒霉。但老话常说，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
正因如此，对泰国足球队获救后明星般的待遇，绿舟也觉得值得商榷。清莱的那处山洞，入口写着“雨季禁止进入”。“这种英雄般的待遇，可能反而是一个错误引导，因为从救援者的角度看，事件本身并不值得提倡。”董萍说。
救援是免费的，但培训收费，这让绿舟实现了机构运营费用的自给自足。
在绿舟，绝大多数成员是不拿报酬的志愿者，早期参与救援甚至是自掏腰包贴钱。绿舟的很多老人，都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赴灾区做过志愿者。灾难无情人有情，那场大地震带动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一年也成为中国民间救援元年。
从2008年起，做民间救援，志愿是基础。真的愿意，才能坚持。
于个人而言，能坚持到现在，王旭东是“自己喜欢，家人也不反对”，杜连洋理解为“责任和事业”，王波想到了“马斯洛需求理论”。各有各的道理，有险情的时候，上就是了。
汶川地震十年后，国务院设立了应急管理部；属地救援机制逐步建立；消防扩大了职能范围，开始被叫作“综合性消防救援”。在王波眼里，“这都是我们国家迈向救援新高度的标志”。
但民间救援仍在发挥力量，与消防救援互为补充。此次参与搜救翼装女飞行员的也有诸如蓝天救援等多支民间救援队。
回到这次翼装飞行事故，王波代表大家“澄清”：“有安全意识不代表因噎废食。如果没有探险精神，就没有我们这帮人。”
国际野外医学协会野外第一响应人、国际搜救教练联盟岸际救援证书、RQ3技术绳索救援证书、开放水域进阶潜水员……厚厚的一摞证书，黝黑发亮的皮肤，都能说明王旭东对户外和探险的热情。
探洞、爬山、潜水，年近半百的王旭东都热爱。他说，极限运动传入中国比较晚，“如果再年轻20岁，我也很有可能去尝试翼装飞行”。
但另一方面，绿舟救援队建议户外爱好者，要有充分预案和准备，尽量团体行动，不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毕竟，命只有一条，安全永远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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